“宅男宅女”
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宾馆里，包机乘客成了一群标准的“宅男宅女”，一天测两次体温，还会见到送餐和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装，相互并无交流。
王帅住在三楼，她显得比带团旅游时还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纸媒记者采访，每隔几小时就有广播电视记者打电话来连线，回国之后，她被媒体评为“史上最美导游”，连自己在四川龙泉驿的母亲也有记者登门采访。
每天早上8点钟，宋毅收下早饭，量完体温，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直到中午的两荤两素送来。
她醒来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湖。她并不太愿意靠近窗台，因为每天有各种扛着摄像机的人对着探出脑袋的窗户拍摄。
他们被隔离在远郊区，却成了这段日子上海新闻的主角。关于南航包机的“传奇”经历，许多细节宋毅还是在网上得知。
烦闷时，宋毅会打开电视，几天的隔离，她说自己几乎成了广播电视报，知道每个台每个时段在演什么节目。“苦娘，奶娘，电视里的片子都和娘有关。”
情绪不佳时，她就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也会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电话粥。每天必须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报平安，母亲还是像之前哄着她回国一样告诉她，家里准备了许多好吃的。她觉得母亲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了，毕竟“重灾区”墨西哥都没那么恐慌。
朋友、记者的电话也不断打进来，宋毅的手机被打到了停机。到了5月11日，连一向自认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说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开电视，一条新闻正被滚动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国留学生由美国经东京回国，目前已被确诊为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带着他的豪华机组离开上海，飞回了广州南航总部。那里的欢迎场面比浦东机场隆重得多。领导向机组人员发放了慰问品——由他们所在部门的同事代领了。王世山说自己得到一个礼品袋，里面装了七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儿》，一个MP4，身为飞行部副总经理的他，还有三本有关“科学发展观”的书籍。
机组成员被安排住进一个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医学观察。一路上警车开道。
乘务长王蓬讲述了大巴开动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员上车，非常严肃地宣读了医学观察纪律和注意事项，汽车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眼尖的机长突然笑起来：“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负责我们空勤人员医护室的L医生啊？”大家仔细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后面辨认出“一个熟悉的额头”，顿时感觉亲切了许多。
在度假村里，机组人员生活安逸舒适，不过与那些被隔离的乘客并无本质区别，每天面对的只是电话、电脑、电视。唯一能见到的是送物品、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衣服厚重，只能隐约看到一双眼睛。
徐娟娟说，自己以前没这么被隔离过，但她愿意配合。人们在房里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门，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阳台相隔十多米，“我们还是会戴着口罩打招呼。每天闷了，就喊一声，然后聊一聊。”
王世山说，最初要接受很多采访，随后有渐渐产生寂寞的情绪，但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所以(隔离)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货上门，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王世山说，经历过SARS了，也没觉得太新鲜。
那架编号为CZ999的波音777客机，完成了飞行距离28498公里(接近于绕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后接受过一次消毒，到达广州后，飞机维修公司的机务人员身着隔离服进入机舱，又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还对空调系统进行了清洁通风测试。
它也要接受“隔离”，度过至少一周的假期。这架机长和翼展都超过60米的庞大飞机，安静地停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远离停机坪的一个特定区域，面对着飞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时光。 ★
3名墨西哥人在东莞被隔离内幕：疫情背后的外交斡旋
中国：希望墨方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客观冷静处理，中方亦高度重视与墨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文/王婧 刘刚(发自广州、东莞)
当地时间5月6日晨，一架包机降落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的总统停机坪。Oscar与其他137位来自中国的墨西哥人一样，戴着口罩走出了机舱。
Oscar本是前往中国参加“广交会”的鞋商。但在他乘坐的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一名墨西哥乘客被确诊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于是成为“亲密接触者”的Oscar与他的两名同伴一起，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被隔离了4天。
走下飞机的墨西哥人受到了总统夫人萨瓦拉的欢迎。尽管墨城被认为是此次疫情的发源地，并有53人死于甲型H1N1病毒，但迎接者显得很轻松，有的甚至没戴口罩。
此前的5月2日，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曾表示，“由于有墨西哥国民在中国受到歧视性对待，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些措施得到改变。”
隔离
墨西哥外长发表言论的当晚，Oscar和他的两个同伴被东莞卫生部门从入住的五星级酒店，请到了一所依山傍水的豪华别墅中。
此前一天，他们在网上预订好入住的酒店，然后从福建飞到了广州。一辆商务车把他们从白云机场直接拉到了酒店——那里已经隔离出一层客房，并安排了当地医院防保科两名医生待命。
Oscar一行得到了这样的解释——3个小时前，香港政府宣布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而Oscar等人因与该患病男子乘坐了同一趟航班，属于“密切基础者”。
此前，中国卫生部已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与6年前的SARS规格相同。而根据卫生部《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规定，“密切接触者”将进行为期7天的医学观察。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其实不想看到这个情况，但面对一种了解不多的病毒，为了防止扩散，港府迫不得已要在出现首宗个案时，采取严格的措施，这不但是要保护旅客及香港市民的健康，也是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3名墨西哥客商比较友善，对我们做的医学观察也表示理解。”5月7日，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巧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SARS期间的经验，被告知为何需要隔离时，多数人都会理解。
SARS期间，隔离成为切断疫情继续蔓延的重要手段。仅在北京一地，来自该市防控非典督查办公室的统计，截至当年6月21日——那时“非典”已经接近尾声，18个区县累计隔离医学观察人数为30173人。
但这次隔离的对象是外国人。5月2日，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指示：外事部门要全力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Oscar等人在2日被连夜转移到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别墅。东莞市外事局国际交流科刘科长回忆，20分钟车程里，“因为天黑，看不清周围环境”，3名墨西哥人最初有些焦虑，曾致电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在中方的解释下，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风险评估”
事实上，4月30日晚上11点左右，东莞市疾控中心就开始协助上海市疾控中心，查找Oscar三人的去向。
此时的全球对甲型H1N1病毒异常紧张。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警戒级别提到4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防范工作的指示也已发出。而在墨西哥直飞上海的AM098航班4月30日抵达上海前，针对这个航班的风险评估工作，早已在上海多个部门和国家多个部委之间展开。
上海市卫生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曾经有专家建议对所有来自疫区的旅客立即进行至少7天的隔离，但最终被否决。因为如果不是有人出现问题，强行隔离难以被接受，“目前还没一个国家敢这么做”。
但是，当香港发现一例确诊病例之后，Oscar这样的亲密接触者最终被中国卫生部门锁定——这也是为什么，酒店能在第一时间派车接回Oscar的原因。
接到Oscar一行电话的第二天，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盛佩德·厄内斯托(Ernesto Cespedes)，亲自看望了被隔离的墨西哥公民。在书面答复中，这位总领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市卫生部门的高层人士到场，同时出现的也有广州疾病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以上提到的人员解释了实行隔离的原因……总领事和受隔离的墨西哥公民进行了单独谈话，并且外事办公室不得公布其谈话内容。在省级政府的帮助下，沟通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可以说，这些墨西哥人所迁移到的居所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那是一栋2层半的别墅，400多平米，每个人1个房间，楼下还有独立的花园可以散步。别墅间距非常大，正是独立医学观察的最佳场所。”张巧利介绍。房间里有电视机，包括专门的英语频道。
东莞外事局刘科长则称：酒店还为隔离者每天送去英文报纸，并配备了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以及充好话费的手机。“这样便于他们及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与家人联系，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工作”。
外面的世界
Oscar们在别墅里开始了隔离生活。中国各地对外籍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场所不尽相同——到义乌进货的两名墨西哥妇女住进了一家卫生院；杭州一对墨西哥夫妇被隔离在当地一家省级医院；北京专门为一个墨西哥的5口之家调换了套房。截至5月5日，包括Oscar和2名同伴在内，在国内被隔离的墨西哥人有60名，主要是AM098航班的机组和乘客。此外，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20多名学生在乘飞机抵达长春后不久被隔离；美国人尼尔·怀特黑德夫妇和两个孩子，也在上海的家中被隔离。
但良好的条件并不能平息墨西哥方面的抱怨。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目睹了Oscar的隔离生活后对《中国新闻周刊》书面表示：“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墨西哥人的歧视，虽然墨西哥并不是唯一有甲型H1N1病毒的国家……但被隔离的墨西哥人达到40多名。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是墨西哥国籍，就要接受医疗检查。”
Oscar一行被隔离在别墅期间，每天下午6点左右，3人都会坐到电脑前，通过网络和远在万里的家人聊天。看到网上墨西哥国内质疑中国隔离做法的声音，专职医生曾经问过Oscar，有没有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他们说‘没有’。” 这位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也并非所有来到中国的墨西哥人都要接受医学观察。就在总领事慰问Oscar的同一天——5月3日，一名与Oscar一样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墨西哥籍男子，在广州白云机场初步检查确认身体健康后，顺利过关。
这名墨西哥男子是在洛杉矶转机前往广州的。因为在5月2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接受墨西哥的航班入境——这是中墨之间唯一的航班。中国内地航空公司没有飞往墨西哥的航班，只有墨西哥航空公司每周一、周五各有一个航班从墨西哥城经过蒂华纳飞往上海。同时，中国政府还决定包机飞往墨西哥接回本国公民。
此前，已经有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及古巴等拉美国家取消了墨西哥的航班。法国也想取消，但最终被欧盟阻止。最后，法国开辟了戴高乐机场的专用停机坪给墨西哥航班使用。但中国对墨西哥的意义，远比这些国家深远。
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是最首要的，经济、政治、教育活动等各方面的合作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收益。然而，在全中国采取的这种过分的医疗措施，暂时性地损害了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但这种观点遭到中方学者的反驳——中国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授刘文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疫情有很大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依法做出的行为，应该受到国际上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法定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对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明确诊断前，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九条有关于在国内或者国外检疫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下令封锁陆地边境、国界江河有关区域的规定。
“这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情。”刘文宗进一步表示。
互派包机
在隔离问题上，中墨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
5月3日，面对中国接回本国公民的要求，墨西哥以航道不适为理由，拒绝中国飞机包机进入墨西哥。同时称要派包机到中国，接走在中国被隔离的墨西哥国民。
中国官员否认墨西哥人被不公平地锁定为隔离目标。北京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张建枢说，根本不存在歧视谁的问题，我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还说也有许多中国人被隔离。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同情这些墨西哥人，“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感受”，但隔离不是歧视。
5月4日，中国外交部声明，“有关措施并非针对墨西哥公民，没有歧视性。”并“希望墨方从共同应对疫情的大局出发，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采的必要措施，客观冷静处理，中方亦高度重视与墨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同样在这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北京采取的隔离墨西哥游客的措施是恰当的，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很快峰回路转。
5月4日傍晚，第二批抗击甲型H1N1流感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从曾经遭遇SARS的中国空运过来，抵达墨西哥城总统专用机场。此前5月1日，对如此大规模疫情感同身受的中国，就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现汇和价值400万美元的包括口罩、手套、隔离服、消毒用品和红外测温计在内的应急物资。这是第一个派遣包机向墨西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国家。
“前线在墨西哥，我们从战壕里不仅守卫着墨西哥，也守卫着全人类……各国与我们协作得越多，我们就能越出色地打好这场仗。”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5月4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
此后，中墨双方达成了协议互派包机，接回滞留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
5月5日上午11点，东莞市卫生和外事部门一行人戴着口罩来到别墅时，Oscar和两个同伴刚吃完午饭，桌上还有吃剩的薯条。张巧利告诉Oscar，墨西哥政府派包机接在中国医学观察的墨西哥人回国，3个人是否同意搭乘墨西哥包机离开。如果不愿意，仍可继续留东莞做完7天医学观察。
“他们很高兴，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我们告诉他们要等省那边统一时间才能定。他们说没问题。”东莞外事局翻译刘威恒回忆。
回家
送Oscar一行去广州白云机场的商务车共有6个座位，翻译刘威恒和3名墨西哥客商坐后座，一路闲聊到机场。“3名墨西哥客商说，他们这次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广交会的供应商。” 刘威恒说。对于这些商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
世界银行2008年曾预测，若出现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万亿美元成本，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近5%的萎缩。而墨西哥财政部5日表示，受甲型H1N1流感影响，2009年墨政府财税收入可能减少20多亿美元。
“6年前，SARS蔓延以后，当时全球的恐怖加上对中国的歧视，不少国家借此机会来禁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和市场准入，也不来中国做生意。所以2003年的广交会，我们办得冷冷清清。那种状况，今天想起来记忆犹新。”商务部研究员何茂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疫情对中国的贸易、经济，好多动植物的生产和出口，带来了很大影响。当年上半年的贸易损失，远远超出预料。”
在SARS时期，最多时有127个国家对中国往访团组和人员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发签证、不准入境、关闭口岸、入境隔离、跟踪观察等限制措施。
“SARS期间，其他国家实际上也就是处于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待墨西哥人的愤怒，想想当时别人对待我们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清华大学从事墨西哥研究的专家吴洪英说。
上飞机前，Oscar和张巧利又一次通了电话。张巧利称，电话中，Oscar感谢对他们的照顾和关心，同时承诺，“10月份的广交会，我们会再来。”
在张巧利的表述中，这已经不是墨西哥人第一次道谢了。
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6年中被改变，数百亿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体系中，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共享
文/王婧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当时中国混乱的疾控体系，被认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医院—— 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里被传上SARS的，”一位叫做罗行的非典患者说。当他因高烧不退被转移到某医院时，处于慌乱中的医生根本来不及顾及这个患者，被烧得几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的某些官员则在花大力气隐瞒疫情。当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时，时任市长的孟学农仍宣称“可以放心来京旅游”。这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部级官员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之后因此去职。
“这些教训，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中国卫生管理体制曾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国家和国有、集体医院承担完全责任。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国，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甲肝大流行感染了30万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几例。
2000年，卫生部肯定了这个模式，并从省到县先后成立CDC。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检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养。
但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在SARS之前，从未得到改变。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表示：“一个省长跟我说，SARS以前我们就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这次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被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在巨资的保障下，2006年底，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国95%的县和70%的乡镇医疗机构，报告速度由过去的近1周提高到现在的0.8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CDC首席专家邵一鸣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保证了传染病信息的快速传递，包括狂犬病、麻疹、破伤风、甲肝等37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疫情报告的传统模式是： 医生诊断传染病例后，填写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级卫生防疫站。省级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卫生部——从医院发现传染病例，到县卫生防疫站收到疫情报告，平均就要5天时间。
2002年，国家曾投入两亿元建设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设起了疾控系统疫情传递计算机网络。但系统传递的，仍只是病例数字。应对SARS时，卫生部紧急启动医院直接上网报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机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具体病人的完整情况，并指导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访工作。SARS过后，卫生部快速规划建设全国“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1月投入运行。
中国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报的结果及时向民众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2009年满一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公开范围的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信息及时的公开对全社会来防控疾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金荣华说，“首先，把你知道的东西科学地客观地公开地告诉大家，大家不会因为谣言和其他的误传而恐慌到极点；第二，把这些告诉大家，有风险沟通的味道。”
事实也证明，此次虽然在五一期间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并未造成民众生活的异常。
作为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的有关负责人，金荣华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传染病医院投入的增加。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呼吸科大楼——包括设备，总投资超过了4亿。同样，10个亿的资金，被用于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的建设，在这个医院里，常备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充分共享——前者是预防，后两者是救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行动指南，面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应”。他还表示：“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由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主要承担。”
要建立三位一体的防控网络，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一线人员技术能力弱，中枢机构领军人才储备不足。此前邵一鸣曾指出，经费不足也是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而资金问题或许在最近会有所好转——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国疾控体系的进步已经被国际初步认可。2009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备了从SARS和禽流感这些病毒爆发当中取得的既往经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
从1918到2009：悲剧不再
即使出现具有1918年那次流感同样传播能力和致死率的病毒，人类今天也应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而将死亡数字控制在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内
本刊记者/ 蔡如鹏
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超过4000例，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接近30个。病毒学家却认为，尽管目前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但出现1918年疫灾的可能几乎没有。
爆发于1918年的流感疫情，曾造成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那场灾难，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的总人数还多。有人说，如果那样的病毒现在再次流行，那么全球将有超过3.5亿人口病死。
但事实上，90年后的今天，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8年的悲剧肯定不会回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型H1N1流感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原主任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没有抗生素，普通的感染都可能致人死亡；也没有抗病毒药物，甚至不知道引起流感的原因是什么。
“而今天，科学家不仅认识了流感病毒，而且可以很快地破译其基因组序列。特别是，监控系统、检测技术和公众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1918年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也认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将发生可与1918年等量齐观的流感大流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证据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力及传播能力并不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更强。
“即使与1918年大流感期间相似的凶恶毒株再现，我们也不必过虑。”他说，“因为与那时相比，我们现在可以迅速制备疫苗，也有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人群也普遍存在对人H1N1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锁定“元凶”：从15年到一个月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
美国作家约翰·巴里在其讲述1918年流感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大流感一年内致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一个世纪致死的人还多，24周内夺去的生命比艾滋病24年夺去的还多。
感染者常常是死得又快又惨烈。巴里描写道，他们中很多人浑身是血，有的鼻子出血，有的耳朵出血，更多的是咳血。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腹肌和肋软骨撕裂。一些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抱怨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由于肺功能不足造成肌体缺氧，感染者嘴唇、指尖发青，严重的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患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1918年大流感最早发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兵营中。张大庆说，当时正值一战末期，病毒被美军士兵带到欧洲战场。但交战双方出于作战需要，没有公开疫情，直到扩散到中立国西班牙，才被世人所知。因此，这次大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这场灾难的具体死亡人数今天已不得而知。最保守的估计是2000万，不过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在那场大流感中丧生。
那个年代，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疾病，也不知道是否能够预防或治愈这种病。当时，医生一度以为病原是一种杆菌。直到15年后的1933年，才找到真正的祸首——H1N1流感病毒。
但这次，病原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在墨西哥有人患病仅一个月后，专家们就鉴定出了致病元凶是一种新型H1N1流感病毒。
接下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4月26日，美国疾控中心就已公布新病毒的全序列(由于没有广泛报道，一些媒体误认为是加拿大温尼伯微生物实验室最先破译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意味着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研制出抗击病毒的新方法，例如快速诊断试剂盒和疫苗。
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诊断试剂盒所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法(PCR)”技术，可以迅速鉴定出病人身上是否带有甲型H1N1流感病毒。香港发现的首例来自墨西哥的传入性个案，早上就诊而晚间就得到确诊公布，并在短期内测定其基因序列及培养出病毒。而在1918年，从病人唾液里培养出可能致病的病原，就需要好几个星期——何况当时连病原是什么都不知道。
全球控制：从“放任流行”到“围追堵截”
1918年疫情爆发后，很快席卷了全球。流行病学家估计，当时全世界患病人数可能在5亿以上，发病率约为20%～40%。
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大流行也波及到中国。从1918年3月开始，南北向自广州直达东北，东西向由上海到四川，蔓延很广。当时中国报界称此疫为“骨痛病”“五日瘟”“时疫”，甚是猖獗，北京警察中患病者过半数；辽宁抚顺约有7000患者，产煤能力下降到1/4左右；浙江温州附近地区约有10%居民死于流感。
疫情之所以迅速蔓延，与一战有很大的关系，张大庆说，1918年一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为了打赢战争，几乎未做任何事情来阻止疫情的蔓延，甚至加剧了流感的祸害。
美国军方不顾流行病专家的警告，将大量的士兵塞在船上，像装罐头似地将他们运往欧洲。有记载说，出海仅两三天，流感就在船上爆发。一批批尸体被抛入大海，活着到达欧洲战场的士兵，则成为飘洋过海的传播源。
而现在有可能危害人类的传染病，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个国家的疾控机构纳入监测范围。一旦发现，就会互相通报，共同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强正富介绍，这次在美国发现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正是通过正常的监测系统发现的。
“现在防护体系的建设跟1918年完全是两回事，1918年没有各国之间的联动方式，而现在在世卫组织的参与下，各国政府都有防控机制。防控技术和防控能力和90年前比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5月8日在该中心组织的一次集体采访中做了上述表述。
“人类不大可能会再出现1918年那种噩梦般的流感大爆发。”他说。
董小平还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的高峰出现在4月27日左右，现在已在往下走，说明病毒的传播能力不是非常强。病毒导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人数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非常低。所以从传染源本身来看，还不能造成前三次流感大流行的局面。
除1918年大流行外，1957年和1968年还爆发过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被认为是首发于中国贵州西部和香港。而据金冬雁介绍，后一次流行并不是首发于香港而是由香港首先报告。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疾病监测受到极大的破坏，红卫兵串连及大规模群众聚集也加快了流感的传播。
在董小平看来，与1918年相比，现在防控也有不利的一面：当前全球一体化，再加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速度跟9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洪涛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全世界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围追堵截”，就是怕它引发全球性的大流行。他说，流感病毒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物种，很容易发生变异。如果传播能力和毒力通过变异得到增强，将很难控制，尽管它们现在看起来很温和。
事实上，引发几次大流行的病毒一开始都表现得很温和，但它们很快就“凶相毕露”。郭元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次流感大流行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第二波疫情更致命。“1918年春天第一波病死率仅为0.12%，等到秋季第二波时就猛增到7.7%。”
甲型H1N1流感毒力会不会增强，或是“秋后”卷土重来？金冬雁说，病毒的传播能力和毒性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或者传播能力增强但毒力减弱。“实际上毒力减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也许比毒力增强更大一些”。
从抗病毒药、抗生素到激素疗法
如果甲型H1N1流感真的演变成与1918年大流感相似的凶恶毒株，那么人类手里还有几样武器——抗病毒药物、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以及疫苗。
不过，世界各国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达菲等抗病毒药的储存量这一重要指标来衡量，英国属于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该国储存的抗病毒药够3300万人使用，这相当于英国54%的人口，而印度目前储存的达菲只够治疗100万人之用。
美国储存的抗病毒药足够5000万人使用，约为美国人口的16%。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SARS、禽流感疫情先后发生以来，美国已斥资约70亿美元来强化自身的公共卫生设施。
储存量最少的是非洲，只有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存有可供100万人使用的抗病毒药。一旦甲型H1N1流感在非洲大陆蔓延，非洲国家的应对能力将会比较薄弱。
不过据金冬雁介绍，储备达菲是否能够有效对付流感，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中国学者就不主张过度储备达菲，理由是大量使用达菲后病毒可能很快出现抗药性。因此仅仅依靠抗病毒药物难以有效遏制流感传播，最多只能减慢传播及降低危害，以便为研制疫苗赢得一点时间。
与尚未研发出抗生素的1918年相比，今天的人类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手段进步了太多。很多人感染上病毒之后，并不是直接死于病毒，而是身体免疫系统对付不了继发的细菌感染而死，所以在感染SARS、禽流感等病毒之后，医生给予的是“辅助治疗”，即尽可能避免人体再次感染上其他细菌。
另外，与1918年相比，今天还拥有避免人体免疫过度而死(这是SARS致死的主要方式)所采用的激素疗法，这是又一种巨大进步。
疫苗：要不要生产是个问题
应对流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疫苗。疫苗是战胜流感的关键所在。“药物治标，疫苗治本。”金冬雁说。
据董小平透露，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他说，自2004年禽流感暴发以后，科技部就组织开展疫苗研发的项目。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制和生产能力。
但他同时强调，疫苗的研制过程非常复杂，需要时间，“包括实验的时间，以及必要的临床和动物学实验。”
根据金冬雁的介绍，现在已知此病毒可以在鸡胚及其他疫苗生产细胞中大量繁殖，也知道哪些病毒蛋白可刺激保护性免疫反应。也就是说，疫苗制备的技术问题已解决。“关键问题是毒株是否发生重大改变使疫苗失效及有无必要大量生产。”金冬雁说。
疫苗生产商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生产一种疫苗，以往这时生产的都是季节性流感疫苗。如果转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那么就意味着要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而每年，全球因季节性流感死亡的人数多达25万～50万人。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不会贸然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而是要看流感毒株流行强度的监测结果。”董小平说。
“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盲目接种新病毒疫苗导致的事故。”郭元吉说。那是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新兵营中爆发了猪流感疫情，200多人患病。于是，福特总统在医学专家的建议下，下令全民接种猪流感病毒疫苗，理由是存在大规模流行的风险。
然而，结果是当年猪流感在美国并没有流行，反倒是季节性流感如期而至，福特总统又被迫下令改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福特总统的这次决策失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疫苗接种不当导致550多人出现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其中30多人死亡。福特因此备受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