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宏在前两天评论中所说（《无辜的猪与“猪流感”》），猪流感疫情的发生，猪不是元凶，是受害者。其实流感病毒一直存在于人类和多种动物身上，“普通”的人类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流感病毒本身具有频繁突变的特点，由此产生的抗原漂移(drift)往往造成已有疫苗失效，每次流感爆发都必须重制疫苗，在流感爆发到疫苗制成之间的间隙就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从其它物种(禽流感、猪流感)“跳转”到人身上，则说明病毒基因突然发生了较大的抗原变异(shift)，可以想像，如果这种抗原变异后的流感病毒能在人群间快速传播，将大大增加抵御难度。
这种抗原漂移和变异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全球化下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特点，是否加剧了这一过程？
在全球化的今天，频繁的跨国旅行，人员交流，造成各种病原体(病毒、细菌等)能在短时间内散播到世界各地，使控制传染扩散变得十分困难。各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全球检控体系，及时通报疫情，发出警告。但是这一体系的成功，参与各国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强烈的意愿。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门口的怪兽:禽流感的全球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一书的作者 Mike Davis认为WHO的全球监控系统跟不上猪流感疫情的发展。28日他在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指责西方政府只顾在国内构筑传染病防护机制，却不愿意花力气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防治工作，后果是当流感疫情发生时，象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无法及时鉴别病毒株，需要把样本送到美国进行分析，延迟了警报的发出。
另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是，全球化下，以出口为导向的高密度农业畜牧业生产方式，是否加剧了动物流感疫情的发作？Mike Davis 援引一份由美国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高密度的畜牧业生产，意味着被饲养家禽家畜活动空间减小。当病毒感染发生时，就造成家禽家畜被反复感染，加速了基因突变，使得病毒发生抗原变异的机会增加，更有可能出现有向人类“跳转”能力的新病毒。代表英国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Caroline Lucas 昨天也撰文支持这个观点，并认为这次猪流感的爆发，与过去禽流感爆发一样，都和大规模高密度的家禽家畜饲养有关。
这次猪流感疫情的源头，因为还没有足够数据，无法肯定。但是据今天《卫报》的报道，一位已确认是因感染猪流感病毒H1N1去世的4岁男孩，就住在墨西哥一座工业化养猪场附近的村庄 La Gloria 中。在男孩发病期间，村中的许多人都有流感症状。拥有这座养猪场的美国公司已经否认与此有关。
可以说现代化畜牧业的高度密集化生产，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动物病毒的突变；经济全球化下人员和畜禽的频繁大规模流动，则加快了病毒传播的速度。这些都是人类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的副产品。
面对传染性病原体扩散的危机，最需要的就是全球性的合作。但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却往往不愿意为建立一个高效的全球监控机制做出额外的贡献。这种犹豫不决和斤斤计较，其实同样发生在治理污染、减低碳排放等方面的全球合作上。这次猪流感疫情，是向我们发出一次警告，不管愿不愿意，全球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任何国家想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