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以“重建危机后的世界”为主题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一种充斥着悲观论调的气氛中闭幕。全球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扩散下的大萧条自不必说，暗流涌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成为令人担忧的又一个潜在威胁，经历了势如破竹发展后的全球化已走到尽头了吗？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前30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趋于终结，前30年由私人部门利益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全球化并未走到终点。伴随着世界发展的重心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向新崛起发展中大国的转移，世界正将迎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全球化时代。
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所抬头，大宗产品、传统产品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日益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在贸易自由化中发展较快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中国，更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后，贸易保护势头更有扩散升温之势。受WTO框架约束，在无法高筑关税壁垒的今天，反倾销、反补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机制，食品安全、能耗、碳排放等环保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制约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有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进一步渗透的迹象。如奥巴马政府力推并已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明文规定基础建设工程限用美国钢。
历史昭示我们，保护主义不是拯救一国经济的有效手段，却可能助推世界经济的衰退大潮。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震中，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冲击，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高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直接造成英、法、德等国的纷纷跟进，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令世界国际贸易额锐减，加剧并恶化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如今，尽管各国难筑高关税壁垒，但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却仍危害重重，严重挑战以WTO为标志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而贸易保护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的演化更会挫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基础。
危机当前，世界需要全球协同以消除自我捍卫式的保护主义回潮，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开放的理念之上，面对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各产业厂商投资不振的危情，需要借助相互开放而不是以邻为壑，有效刺激潜在需求，有效开拓潜在市场共克危机。
其实，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协调前所未有的密切和升级中，就可以看出，共同应对风险，而非逆全球化，才是可能的出路。如危机初期，为缓解各地货币市场资金需求，美联储分别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合作建立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平抑离岸市场的美元拆借利率。危机高潮期，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的全球市场流动性紧缺，美联储不仅联手欧洲、日本、加拿大、英国和瑞士五大央行向货币市场注资2470亿美元，还主持召集来自全球的十大银行共同推出700亿美元的救急基金，使国际协调从政府层面拓展至企业层面，避免了全面的崩溃。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峰会进一步显示了“集体行动、全球领导”，应对由次贷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积极信号。
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世界更需要全球协同以走出危机，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共治的理念之上。这将是一轮修复内在结构性失衡的全球化，其治理结构和推进方式有待重大突破。
一方面，相对于快速推进的、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显著标志的功能性全球化而言，制度性全球化的建设亟待跟上，多哈回合谈判仍应继续，金融和生产的多边规制更应建立；另一方面，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多边体系中的非多元化倾向需要得到纠正。G20为创立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尝试，这不仅是因为20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90%，国际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约80%，比G7更符合修复遭到重击的全球经济的要求和代表性，更因为在G20平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更有望成为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平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在共同治理的理念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形式和内容都应有所创新，既有常规性机构协调，还应有突发性事件协调；就协调层面而言，既有高层协商、区域组织内部协调，也有更广范围的多边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更需要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向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众多领域延伸，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差别性特征和发展利益。惟其如此，全球化才能从低潮中突围，全球经济的再度繁荣才将是可期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