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除夕，上海街头巷尾都弥漫着喜庆的味道，家家户户都在准备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大餐——年夜饭。
无论是在饭店举家围桌而坐，还是在自家餐厅言笑晏晏，品美味佳肴，看烟花漫天，幸福与感怀都涌上心头。
年夜饭的变迁，无疑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以上海为例，三十年间，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上海人对年夜饭的记忆自然离不开那青砖红瓦的石库门。每到大年三十，弄堂里总是充斥着孩子们打闹的欢声笑语，街头巷尾处处铺满了红艳艳的炮仗片儿，楼上的亭子间时有劈里啪啦的麻将声传来，厨房里外婆、阿姨为了年夜饭忙作一团……
今年83岁的刘建慈老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老上海”，回忆起年夜饭，老人似乎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情愫。“从前，过年是全家人最期盼的节日，我们从早忙到晚可高兴了。尤其是小孩子，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平时没有的好饭菜。”
的确，在那个凭“票”换物、生活拮据的年代，一顿“奢侈”的年夜饭成了人们心中最大的过年情节。
老人回忆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丰富年夜饭的餐桌，每户人家往往要在年前的两个月开始省吃俭用，囤积“票子”用于过年大采购。粮票、肉票、油票、糖票，所有食品都需凭票换购，而且数量有限，换完即止。
俗话说得好，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想要准备一顿丰盛的团圆饭，那些辛勤的主妇们必须赶在大清早就奔赴市场，排队换菜。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人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少人从石库门迁入了“新公房”。
时代在前进、观念在更新，改变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年也是如此。为了免受油烟之苦，省去“买、汰、烧”的繁复准备过程，许多上海人把年夜饭“搬进”了餐馆。自此，在红火的年夜饭舞台上，饭店、酒家隆重登场，而石库门里的“合家欢”则渐渐悄然谢幕。
十几年来，“年夜饭”摇身一变，成为商家们争相抢夺的“掘金饭”。每逢春节，火爆的年夜饭市场总能让商家赚个盆满钵满。尤其是部分老字号餐饮企业，“一位难求”的尴尬局面屡见不鲜。不仅如此，提前半年预订年夜饭也早已不是新鲜事。
今年45岁的上海市民徐丽芳是家中的掌勺人，她表示：“如今老百姓的口袋都鼓了起来，上餐馆吃年夜饭既省事又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下馆子吃年夜饭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精明的商家也开始琢磨着推陈出新。分时段的“两轮饭”、“三轮饭”被陆续推出，豪华的菜名更是让客人看得眼花缭乱。
由此，住在“新公房”里的上海人开始走出家门，他们从“小家”走向了“大家”。年三十的夜晚，酒店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如今，虽然越来越多的上海人纷纷搬进了商品房住宅小区，尽管2008年上海人人均GDP已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但人们心中那份对“年味儿”的渴求，却一天比一天浓厚。
鼠年岁末，酒楼年夜饭的行情依旧火爆。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在外企任职的杨鑫说：“许多酒楼的饭菜质量都不高，不仅价格昂贵，上菜速度也很慢。比起上馆子，现在我更愿意回家吃年夜饭。”
“这年夜饭还是得在家里头吃才最有味道。”刘建慈老人感慨地说。
三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石库门里的小房间到饭店酒楼的大圆桌，从柴米油盐“买、汰、烧”到在家定制“团圆饭”。上海人的“年夜饭”由简入繁，又由繁化简，历经转变。
尽管时间在流逝、环境在改变。但对每一个上海人而言，家，才是最温暖、最让人眷恋的地方。
26岁的李倩从小在“石库门”里长大，她动情地说：“虽然我们现在都住进了高档小区，但在弄堂里生活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过完春节，我家的老房子就要拆迁了，所以今年我们一致决定回‘家’吃团圆饭！”
“爆竹声中一岁除，齐聚‘小家’迎新年”。或许，属于上海人的年味儿只有在“家”才能感受得最真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