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率先于9月11日刊登了对于问题奶粉企业“三鹿”的点名报道，这为它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网上赞声一片。然而，在目前的中国，讲真话有多难？！
说一位曾经讲过假话然后深刻自省并用余生提倡讲真话的巴金先生。“文革”中，巴金同很多人一样，受到莫大的冲击，他曾被当作“上海文学界最大的罪人”来批斗。“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约42万字。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42万言，用三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讲真话”。
今天，讲真话，是不是变得容易了些？我的观点是有进步，仍然不够！
西方常喻新闻媒体常为“社会良心”、“船头的了望者”，虽然我们的新闻学中不大这样比喻，但是在媒体具有一定的“监测环境”与“舆论监督”功能的理解上还是一致。在较保守一点的官方权威新闻学教材上，对于新闻功能上也有“上传下达，下情上达”的表述。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媒体连真话都不敢讲，“下情上达”的功能如何实现？有人会话，内参。
确实，有一些问题的暴露与处理都是因为“内参”给参出来的。但是这一较为有限的内部信息沟通方式缺少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影响了媒体的“舆论监督成为社会的“减压阀”功能。
在很多时候，老百姓把自己无处可说的困难与矛盾反映到媒体，媒体的报道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对媒体管得过紧的话，对于执政党听取民意其实不是好事，这不但会阻塞了民意表达的渠道，延迟及压制矛盾的爆发，最终还是会影响到社会及国家的稳定。
众多的网友留言赞誉东方早报为“社会的良心”和“船头的了望者”，在市场化大潮洗礼下的媒体，早已习惯了媚俗与势利，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回归媒体本性的称呼。
最近，报社在发行时用了我做推广广告，这原本无可厚非。虽然这不过是为了发行需要的“广而告之”之语，听不得真，但对于“讲真话、办实事”的广告语，我真的感到万分的惶恐，也感觉到十分地愧对。
我说的不是谦虚之词。比如说，最近，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人“慕名”投诉，我几乎是一件都处理不了，这“讲真话、办实事”从何而来！
对于这样的称呼一直觉得愧对，但我也在想，如果一定要说早报的报道有意义，其意义可能还不在这里，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你不说、他不说、怕说错、怕被追究、怕秋后算帐、最后没有人敢说”的沉默螺旋，打破了“你也怕、他也怕、最后没人敢说真话”的寒蝉效应。
为政、做新闻、做人的伦理一样，都应该讲真话。即使偶尔说得有点激愤，有时报得有点偏失。真话作为舆论的要旨，不应该因为担心清算秋账而消失于无形。
在三鹿问题事件中，百度因“封口费”而饱受指责，其实，这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秘密，“封口费”是企业和媒体早已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我如此大惊小怪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单纯”，我对于媒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仍抱有着纯真的希望，那就是说真话，不造假。如同我在博客中多次的杞人忧天：作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如果没有良心，作为航行在大海上的航船如果没有了了望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船会驶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