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行，“分田到户”令农民喜出望外。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人们激烈地进行着“分”与“合”的争论。最终，荣成市结合海洋渔业一次性投入大、丰歉性大、风险性大、协作性强的特点，探索出“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纯益分成”的集体合作型渔业经营模式，并在全国广为推行，即后来有名的“荣成渔业模式。
30年风云变幻，以好当家集团（原邱家渔业公司）为代表的荣成渔业抓住变革中的每一次机遇，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成功“转身”，“荣成渔业模式”也随之有了更多的内涵。
“分合之争”中走出“荣成渔业模式”
陆上“分田到户”是改革的重要举措，海上自然也要“分船到户”，不分船不就与改革背道而驰吗？当年，唐厚运反对“分船到户”时，不少党员干部替他捏把汗。
“不管哪一种生产方式，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好的。”当重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唐厚运高声朗读着这句话，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分船，一家一户地下海打渔，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肯定是后退了，因为它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党员干部很快统一了思想，唐厚运也得到了县里的支持。
然而，渔民们心里却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看到有些分了船的渔队中，个人出海打渔赚到了钱，大伙儿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跟着唐厚运干？就连一些跟随唐厚运多年的老伙计也“蠢蠢欲动”。“你家分到一条船，是不是要好几个人出海打渔？家里劳动力够吗？万一遇上危险呢？”唐厚运派人挨家挨户走访，嘴皮子都快说破了，终于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唐厚运大胆地打破旧有的作业方式，淘汰了一批船体破、抗风能力弱、综合能力差的小船，购买了抗风能力强、适合多种作业的大船，一年四季出航，并采取“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纯益分成”的管理形式。荣成其他多个渔队也紧随其后，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荣成渔业模式”由此诞生。
“荣成渔业模式”的推行，实现了渔业生产由分散型向规模化的跨越，奠定了荣成发展现代渔业的基础。
日本客商不认“渔队代表”
1985年，为了打开对虾在国外的销路，唐厚运在青岛与日本明华株式会社总经理安藤先生洽谈合作事宜。听到邱家渔队养殖和捕捞业的情况时，安藤先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然而，当双方准备签协议时，安藤先生见唐厚运代表的只是个渔队，而不是公司的法人，说什么也不肯签合同。
回到威海后，唐厚运提出成立公司。当时，荣成还没有一家私营公司，“企业”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经过一番商议和争论，唐厚运办公司的想法最终得到支持。随后，邱家渔业公司获批成立，唐厚运任总经理。随后，唐厚运立刻返回青岛，以邱家渔业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与安藤先生谈判并签订了100万美元的补偿贸易。
在国家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成立渔业公司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各渔业公司相继注册成立。
传统捕捞转向名优海珍品养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传统捕捞、养殖业依然非常红火。但随着捕捞业的飞速增长，海上资源尤其是近海资源衰退趋势日益明显。邱家、寻山等渔业公司的当家人果断决定，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第一桶金”向“科技兴海、以养兴渔”转型。经过艰苦的探索与努力，荣成渔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地域方面，实现了捕捞业由近海捕捞向大洋渔业的转变。逐渐形成了开发能力强、作业领域广、生产规模大的远近海捕捞集群；
养殖品种方面，由普通养殖向名优养殖转变。各渔业公司大规模增上鲍鱼、海参、牙鲆鱼等名优海珍品，养殖品种达到5大类30多个品种。到2007年，荣成市名优海珍品产值占荣成养殖业总产值的71.9%；
加工业方面，由传统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围绕大宗低值鱼虾深加工和系列海藻食品做文章，形成了盐渍海带、鱼粉饲料、冷冻调理食品、海洋保健品和海洋生物药品五大体系300多个品种。
产业结构的转变，使荣成渔业跳出了传统渔业“傻、大、粗”的落后圈子，渔业发展面临的许多“障碍”和资源等“瓶颈”问题也随之得以解决。
渔民“变身”股东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荣成渔业从体制上进行变革。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荣成渔业的每一次“转身”，都走在全国渔业的行列：
1992年，股份制改造还属于新鲜事物时，唐厚运在邱家渔业公司内部进行股份制改造，将公司的2亿资产作为集体股，占股本80%，职工出资认购5000万元，占股本的20%。当年12月14日，荣成市体改委批复同意原荣成市邱家渔业公司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荣成市邱家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制改造进一步打破了党政企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实现了由依赖型企业集团向职工自我约束型、经营风险集体承担向集体与个人共同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