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但解决的都不是根本问题。
２００１年以来，国内发生的“著名”食品安全事件就有７０余起。每次内容都不一样，但解决方法却大同小异——严厉查处、加强监督、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
三鹿奶粉事件后，政府对几乎所有的进入市场的奶制品进行抽检并公布结果，抽调了５０００余名干部分赴各大奶制品生产厂家进行全流程监控，彻底废止了名牌产品免检制度，免除了一大批官员的领导职务，卫生、农业、工商、质监等相关的部门也都积极行动，新规频出……
有消费者调侃说：“现在喝奶应该最安全，但以后就不敢说了。”
政府严厉的行政监管仍难消除百姓对食品安全的长久疑虑。毒奶事件终将过去，但难说这是最后一次。对于关乎人体健康甚至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亡羊补牢远不及未雨绸缪重要，政府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在标本兼治的同时，应着力治本。
农业现代化是食品安全的保障
“给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造成最大障碍的是农产品(16.58,0.28,1.72%,吧)的廉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李里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食品安全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的忽视。从农业经营角度讲，过剩的生产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降成为农业、农民最大的负担。事实证明，影响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农产品产量的关键因素已经不再是耕地面积、气候和技术，而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尽管“农产品深加工”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途径之一，但企图依赖“深加工”解决问题，恰恰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农产品深加工”首先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的原料，前提是农民必须以更廉价的生产方式生产。另一个事实是我国农民还没有成为加工企业经营的主体，深加工增值的利润基本和农民无关，而农民却要承担市场饱和带来的所有风险。
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农民成为经营的主体才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当务之急。农业有了良好的经营环境，生产手段才可能快速向现代化迈进，包括推行农业标准化、农产品规格化等建设，食品的安全保障才有稳定的基础。
建立相互制衡的食品监管体制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制度缺陷，有许多不安全因素急需引起重视。
食品安全与否关乎人体健康甚至生命，因此保障食品安全只可未雨绸缪而不能亡羊补牢。对政府而言，李里特建议，要着力提高全民的公德意识，少一些机械的监管，多花一些精力来完善长效机制的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姚小玲教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前，政府应先把食品安全的体制拉到正轨上来，把重心应放到事前预防，而非现在的事后纠错，要防止舍本逐末。
“在科学监管方面，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检查监督制度，并在细化、量化问题上讲求标准。”姚小玲说。
专家认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食品信息的不对称，这需要由足够令消费者信任的第三方介入市场，改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多部门监管，从食品产业链整体出发成立一个涉及农业和食品部门的全国统一机构，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但统一监管会出现监管机构权力过大的弊端，而分段监管的弊端是，容易产生因责任不明而出现监管断层或监管真空等问题。
对此，姚小玲说，卫生、农业、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职权定位要准，在监管体制设计上，无论是分段监管，还是统一监管，彼此之间权利互相制衡会有好的效果。
保证监管机构、监管人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有很多人就是敢想不敢做，要是这样，可能出现下面见上面，就像见了苍蝇和老虎——见了苍蝇就开枪，见了老虎就烧香。这样出台的文件也好，采取的措施也好就是形同虚设。只有加强保证监管机构、监管人员有非常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姚小玲说。她还提醒，这种独立性和权威性必须以法律为后盾。
无论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还是欧洲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局，都因为有强大的法律支撑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使之能公正执行法律，确保本地区的食品安全。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表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一个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除了赋予监管部门权威外，还要从整条食品链出发，对种植养殖、初级加工、生产制造、运输、销售、消费环节，明确食品监管责任，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只有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了这个观念以后，就会有思路，思路出来之后就会有出路。”姚小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