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底9月初，三鹿奶粉出事被曝光前，记者刚刚结束了在内蒙古各地奶牛村的采访，并以《锡林浩特奶牛风波》为题发在本刊第19期杂志上。奶牛村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时间大约是2000年左右。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奶牛、村里有关系、有门路的人所把持的奶站，大的乳制品企业每天来回运奶的奶车，以及日夜辛苦的奶农，是这类奶牛村的普遍构成。
如今，内蒙古大小城市郊区几乎遍布着这类大同小异的奶牛村，经历了大约8年时间的发展，奶牛村里积累下来的矛盾也都大同小异：奶制品企业收购原料奶的价格低于饲料成本；奶农的互助组织被地方政府部门百般刁难，村子周围的工厂越来越多；进口的澳大利亚奶牛产奶量越来越少，与当初购买时，奶牛贩子的承诺差距太远。
这些问题已经几乎将奶农们的生活逼到了绝路。在找到记者诉苦之前，锡林浩特的奶农们已经想了各种办法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开始时是找企业负责收奶的人、政府部门负责监管的人“公关”，希望能够提高收购价格，或者对自家兑了水、加了化工料的原料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办法一部分人确实成功了，但大多数奶农还是被倒置的价格逼得走投无路。
后来，奶农们大都改变了方法，他们开始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投诉，揭发那些大的乳制品企业的奶源被污染，比如打抗生素、兑水，加化工料，奶牛吃垃圾等等。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胆子大的奶农和脑子活的奶站老板活得一天比一天好，而那些老实的奶农则只能把牛干脆杀掉，自己则随之慢慢消失。
后来，记者多方联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乳制品企业的老板采访，最终都被一一拒绝。只有通过朋友认识的一家奶粉企业的高管人员私下里诉苦：国产奶粉不好做，这个行业是开放的，那些国外的大品牌已经把我们的利润空间挤压得很低了，广告费用还要占我们成本相当大的部分，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是尽可能地压低原料奶的收购价格，对付那些毫无议价能力的奶农比对付强大的国外品牌和挑剔的消费者容易多了。
而一个理智的消费者，当他知道原料奶的收购价还不抵养牛的饲料钱时，冷静下来想想，在奶里发现什么都不应感到意外。当然，这并非为往原料奶中掺水掺药的违法行为开脱，而是说，一个健康而理性的社会应该知道，持续要求一个阶层或群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选择做好人还是坏人，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如果这个社会一定要这么做，那么事故频发的时候所有人就都不必那么惊讶。
市场法则原本就是弱肉强食，国外品牌——国产奶粉——底层奶农，在这样一条食物链上，最强的国外品牌自然拿走了最高端的利润，而最弱的奶农则在微薄利润的驱使下被逼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三鹿奶粉这样举国震惊的公共危机。而这场危机，反过来打击最大的仍然是那些食物链上的弱势者，受益最大的目前看显然包括那些洋品牌，危机尚未远去，洋品牌奶粉涨价的冲动就已经显现。
最苦的莫过于中国的消费者，经历这样一场风波，即使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估计在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奶粉时，有经济实力的也多半会忍痛选择国外品牌。那些给孩子买国产奶制品的消费者，当年的阜阳劣质奶粉受害者，多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乡镇的底层民众；此番的三鹿奶粉受害者，大抵是生存状况略好过前者的人群，毕竟他们还有能力为孩子购买“国产名牌”。都说市场经济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温床，或许，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曾经是三鹿奶粉的消费者们的梦想。可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里，可能的中产阶级分子总是被压得过于接近社会底层。有钱的人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买进口品牌，更有钱的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至于那些奶农们，在本次事件至今为止引发的舆论风潮中，尚未听到任何表示关切的声音。
奶农也好、奶业公司也罢，作为参与市场的主体，他们基于逐利而生出种种恶迹。然而若要问责，监管部门责任之大首当其冲。山西省长孟学农为垮坝事件引咎辞职，是难得的近在手边的好例子。
在农产品领域，如今，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另外一场产业革命，各农业大省都在鼓励产业链的延伸，希望把农产品深加工的各个环节都留在本地，再不甘心只做国外品牌的原料供应地和代工地。水果、小麦、猪肉、食用油这些食品以后将越来越多地留在中国广袤的县城和乡村生产，这也正是政府、学者和企业希望看到的景象，生产环节留在本地越多，监管的责任和复杂程度就越高。奶粉之后，我们未来还能够对这些深加工的农产品放心吗？
而对那群最不被关注的人——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以及未来各类农产品深加工环节的原料供应农户们，一个更为根本的建议或许是，为公民组织“解套”，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允许、鼓励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成立互助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增强议价能力，抵御农业固有的经营风险。一个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政府，监管的宽松与不作为永远不应成为扶持民族品牌的手段之一，更不该努力作为，去为既得利益而维持农民原子化的现状。只有让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不只是被监管者，而成为自我管理者，他们的生产行为才能更有效地被监管。否则，民族品牌的希望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