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席卷全国,波及面之广,用“前所未有”来形容恐怕也并不为过。尽管有关部门正在消除负面影响,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谈国产奶粉色变的情形,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
与“大头娃娃”一样,“肾结石宝宝”多出现在农村等边远地区。农村又一次成为“问题食品”的重灾区。从《南方农村报》对化州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农村地区特有的根源性的信息不畅,以及监管缺失的常态化等食品安全的致命短板,正向我们呈现一面面比城市更为复杂,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哀伤。过去一周,在化州这个普通的南方小城,“到底还有没有真正安全的奶粉”、“我们的孩子还能吃什么”,成为最为尖锐的追问。
是的,值得追问的问题太多了,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三鹿奶粉事件只不过是一条导火索,引燃了农民对生命健康安全的疑虑,或者说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城乡之间信息沟通、公共安全应急措施等全方位的巨大差距。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和食品安全预警措施严重薄弱等,农村地区已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盲区。而这些当然跟城乡差距以及贫富悬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经济上的差距,也从根本上导致了食品安全意识和监管的差距,这使得农民的生存和安全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风险。
造成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现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低价食品有生存空间,虽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只问价格不问品质依然是不少农民的消费导向。笔者以前一直都生活在山区,对此深有体会,那些农村小孩吃的更多的,或许是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杂牌奶粉。而且即使在正规的国产奶粉和洋奶粉面前,他们往往也是选择价格较为低廉的国产奶粉；其次,信息传播途径较少,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相对淡薄。再加上食品经营户缺乏必要的食品安全意识,只求经济利益,不管商品质量。
更为根本的是,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空壳化和应急机制的空心化。农村食品市场的日常监管主要是靠基层工商所来实施,但由于执法监管力量的不足、农村交通不便、经营主体分散、进货渠道多样,使得市场巡查、执法监管和启动执行应急预案的难度相对较大。而且,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往往也有“重城镇、轻农村”监管思想。这都导致了农村食品市场监管和应急管道缺失,从而为这次问题奶粉事件在农村的处置,留下了不少悬念。
遏制“问题食品”流向农村,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各地政府、监管、执法部门不断推进维权网络向边远农村延伸,加强食品安全信息资料的收集,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和信用意识,形成一个长延伸、广覆盖的监管网络。同时,从源头抓起,从流通环节抓起,采取更为严厉的监管、惩治措施,让不法商家面对巨大的违法成本望而却步。否则,类似“问题奶粉”的事件难保会再次发生。
现在,问题奶粉事件已经不幸发生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是赶紧查漏补缺,对因此受到伤害的患者,实行零门槛的免费救治措施,而不是像化州那样凭出生证查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