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溃坝事件”已为“三鹿毒奶粉事件”的问责提供了参照蓝本，而对于我们这个日趋成熟的法治社会来说，这也表明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已基本形成，民众对问责风暴的心理预期也日趋稳定。
截至9月14日，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35人受伤。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张建民同志负有领导责任。9月14日，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央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时，中央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最近一段时期，“襄汾溃坝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相继出现，再次暴露出矿山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质量两大痼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如今，孟学农同志继2003年非典事件因承担领导责任而被免去北京市市长职务之后，再一次领责告退，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加强追究领导责任的坚定决心。毫无疑问，“襄汾溃坝事件”的问责处理，对于“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处置提供了“问责蓝本”，耐人寻味。
从数据对比上看，截至9月12日，各地向卫生部报告泌尿系统结石病患儿432例，其中1例死亡；而“襄汾溃坝事件”截至9月14日已造成254人死亡、35人受伤。单从死亡人数对比来看，“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的既成危害，远远低于“襄汾溃坝事件”。然而，前者所造成的恐慌情绪，以及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却远远超出后者的社会影响。关键在于，“毒奶粉”会对人体造成普遍的危害，更给婴幼儿造成严重的肾结石疾病，而直接牵动了全体民众的敏感神经，急剧戳伤了民众脆弱的社会心理，人们的安全感迅速下降。
正因如此，“三鹿毒奶粉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无形危害，比起“襄汾溃坝事件”更严重。两件安全责任事故，同样涉及人民的生命，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因而几乎可以肯定，“襄汾溃坝事件”已为“三鹿毒奶粉事件”的问责定下了基调，或者提供了参照蓝本。目前，“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真相还扑朔迷离，亟待国家联合调查组做出最后结论，因而，一切似乎还言之过早。但请不要忘记，对于我们这个日趋成熟的法治社会来说，重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已基本形成，民众对问责风暴的心理预期也日趋稳定。
事实上，国务院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做出的六项决定之五，正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严肃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和相关责任人”。“违法犯罪分子”并不难理解，主要是直接或间接造成犯罪事实的人员，三聚氰胺的投放者无疑是其一，犯有渎职罪的官员也是其一。至于“相关责任人”，显然当属负有领导责任的企业高官和政府官员。在我国，食品安全质量实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因而，企业所在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官员，显然将有相应的人员为此事件付出代价。对此，民众应怀有良好预期，并以理性心态关注事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