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国际油价经历了从每桶100美元飙升至147美元巅峰，然后又一路下滑至115美元的悲喜剧；与此同时，国际粮价以更快的速度回落：作为亚洲大米市场基准的泰国破碎率5%大米和越南破碎率5%大米近日FOB报价分别为每吨690美元和550美元，较4月1000美元的天价已跌去将近35%至50%；而最近几个月以来，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由于预期产量上调价格也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对于生物能源开发而言，国际油价、粮价的双双回落，对其影响却各有差别。
一方面，由于粮价下跌，全球粮食危机渐行渐远，对于生物能源而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尴尬处境似乎已成为过去时。就在6月的国际粮农组织罗马大会上，生物能源还被指为造成2007至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油料作物挤占了粮食作物的土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每加工70公升生物能源，等于消耗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粮食短缺而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的年代里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非人道的”。因此，许多能源消费国不得不权且将生物能源开发计划偃旗息鼓。如今，随着危机的烟消云散，人们可能将新能源开发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解放出来。
此前生物能源生不逢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粮食无法自给，出现供应短缺，导致全球粮价飞涨。很显然，如果这些国家粮食短缺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不能解决，不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类似的粮食危机今后还可能继续上演。而粮食生产大国没有理由再为此陪绑了。
另一方面，与粮价下跌带来的利好消息不同，国际油价的降低，却对生物能源的开发形成了“挤出效应”。由于原油进口成本减少，成品油销售价格下调导致生物能源价格相对高昂，消费者缺乏动力将生物燃料作为汽车动力，因此，对整个生物能源行业造成冲击。据报道，山东20多家生物柴油生产企业，如今一半已关门倒闭，另一半停产。在这种条件下有三种选择：第一，像欧洲国家一样，通过宣传，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道义高度来鼓励个人和企业使用可再生的生物燃料；第二，像美国一样，对本国生物乙醇的生产给予一定量的财政补贴，以抵销化石燃料的价格优势；第三，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油价下跌时使用化石燃料，等油价上升时再转向生物能源的开发。显然，最后一种投机主义的做法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无法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
对于中国能源管理当局而言，除非国际油价跌穿90美元，否则不应仓促下调成品油价格；相反，应抓住机会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机制，同时也给起步阶段的中国生物能源产业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
中国近半石油消费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因此，发展包括太阳能、风能、核能和生物能源在内的替代能源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与美国不同，我国的可耕地资源非常有限，发展生物能源的原则就是避免“与粮争地”的局面，也就是说，应当限制玉米、木薯等作物的深加工来制造生物乙醇，而将推广的重点放在宜林沙荒地的利用上来，主要通过油桐、乌桕和刺槐等树种的种植来满足生物燃料的需求。近日，中石油南充炼化总厂、中国石化贵州分公司和中海油海南公司三个种植油桐的生物柴油产业化示范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启动就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信号。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开发生物能源就能完全替代化石燃料，但更不认同因为无法完全替代石油和煤炭就干脆不要开发生物能源了。那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我们不能期待未来某种能源可以像石油一样一统天下，将其他能源都扫出历史舞台，从现有科技水平来看，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太阳能无法做到，氢能无法做到，甲醇同样也无法做到，每种新能源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多种新能源和化石燃料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共存。而这或许恰恰正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现在就持续投入，否则将来必落后于人、受制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