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看“金融化”。从1860年石油开采利用至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国际石油市场主要是由“七姊妹”垄断。1973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但是，随着国际金融业的发展，石油寡头在不断强化石油生产控制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于期货市场主导石油定价权。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石油抢购风潮骤起，石油巨头们囤积居奇，抬高油价，从中牟取暴利。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石油危机是制造出来的”，而“制造危机”的就是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国内决策人和美欧的国际石油资本。
进入21世纪后，现代科技与金融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态势愈发明显，石油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大量石油交易通过金融市场完成，石油价格已经成为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金融学概念。金融寡头依仗雄厚的资金、充分的信息、灵巧的手法与贪婪的胃口，利用、放大各种诱因，如费量增加、美元贬值、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气候变化等，于石油期货市场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有关专家认为，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炒作；在油价上涨部分中，投机炒作因素占6-8成。有关专家认为，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炒作；在油价上涨部分中，投机炒作因素占6-8成。与2003年相比，目前涌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投机资本增长了近20倍，达到2600亿美元，其中50%以上的资金用于石油期货合约交易，投机资本囤积的石油期货合约总量超过10亿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统计，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每流入1亿美元投机资金，石油期货价格就会上涨1.6%。
国际油价暴涨，为石油寡头带来巨额收益，如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利从2003年的215亿飙升至2007年的400亿美元，不断刷新盈利纪录。这使石油寡头们更加迷恋金融市场，而对开发新油田、增加开采量以及提高炼油能力兴趣不大。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成为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它们利用在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引导市场预期，从中渔利。当国际油价过百元后，摩根士丹利分析预计，国际油价可能上涨至每桶150美元。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当时每桶70美元的油价中，大约25美元是由纯粹的金融投机造成的。2008年5月，日本经产省公布报告称，2007年下半年每桶90美元的油价中，其中30-40美元是由市场投机造成的。2008年5月，“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访问时指出，虽然美元疲弱、中东石油供应减少等，都是油价上升的原因，但油价泡主因仍然是投机炒作。
国际热钱、金融资本犹如蝗虫与蝗灾，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供投机炒作的大宗商品。全球流动性总体过剩将长期持续，庞大的游资不断追逐有限的资源，导致游资流向哪里，那里的资产价格就会出现狂涨。近年来，能源等大宗商品不断成为国际游资的追逐对象。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导着全球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早就成为全球粮价的晴雨表。美国金融资本更是近水楼台，金融寡头早就深谋远虑，粮食不过是继石油之后，成为金融寡头手中的新玩偶。他们利用世界粮食库存减少、需求增加、气候变化等议题大肆投机炒作，赚个盆满钵溢。
粮食市场的操纵。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与粮食生产、贸易的垄断关系密切。在粮食产量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居垄断地位，仅美国一国，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更高达60%。美国和三个南美国家（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大豆总产量超过世界大豆产量的90％。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粮食生产的潜在能力，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粮食政策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粮价的高低。
不可轻言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主持人：您认为石油、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是否构成威胁？
江涌：石油、粮食都面临着“全球化”、“金融化”与“政治化”同样的背景，同样的问题，但是有不同的结果。
石油问题主要影响的工业需求，粮食问题主要影响的是生活需求。石油、粮食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首先直接推高世界的通货膨胀，为应对通货膨胀相关各国都倾向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这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亚洲主要是讲东亚，经济增长对境外石油的依赖较高，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更容易受到石油价格上涨、世界经济放缓的影响，越南目前的经济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而越南不是特例，越南经济在亚洲很具有代表性。当然，东亚是个地理与区域概念，在经济上，东亚不是一体的东亚，这与西欧、甚至北美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既有高度发达的日本，也有次发达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还有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一般发展势头正猛的发展中国家，也有缅甸、老挝那样贫穷、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国家。因此，要研究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必须深入研究内在经济结构。
石油价格飙升，推高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化肥、塑料、建材以及成品油价格上涨，尤其是成品油价格上涨，直接居民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
粮食价格飙升直接威胁到特定人群的粮食安全，“特定人群”主要是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人们可以不开车，但是不能不吃饭。因此，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粮食问题比石油问题更具有爆炸性。
如今，席卷世界“沉默的海啸”，正不断加剧穷国社会危机。粮食危机首当其冲的是穷国及其穷人。世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购买食品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最高达75％，食品价格上涨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构成沉重打击。高涨的粮价正使一些贫困国家面临饥饿威胁，并导致社会动荡，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前景堪忧。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显示，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有8.54亿，其中仅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就有2.06亿。该地区许多国家本来就为价格不断上涨的能源所苦，如今粮价高涨无疑是雪上添霜。今年以来，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多个国家相继发生“粮食骚乱”，造成人员死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警告，对于那些购买力较弱、难以确保粮食稳定供应的穷国来说，粮食问题很可能引发地缘关系的紧张，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战争。
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主持人：您认为这一轮全球范围内的油价和粮价的上涨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江涌：油价和粮价的上涨，以及与之相联系美元贬值、次贷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等系列乱相，反映出国际经济、国际秩序的危机。
国际石油价格的飙升表面是一类资产泡沫，或一场价格危机，实质反映的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机。纵观过去的两次石油危机，都直接与战争的爆发有关联。1973年的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上世纪80年代，伊朗革命与两伊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第一次战争，国际油价也出现了大幅度飙升，但没有长期持续，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不甚明显，因此还不好称之为第三次石油危机。但是，自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第二次战争以来，国际油价从每桶不过30美元，到如今130美元的天价。由此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与石油相关部门的经济压力，而且导致普遍的通货膨胀，各大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放缓已成定局，在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能源危机正引发食粮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为应对石油输出国的市场垄断，发达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1974年)。如此，在国际能源市场，OPEC与IEA两大组织的博弈从此开始了“梅雪争春”。双方你来我往，难分伯仲。国际石油价格在30多年的时间内，除个别年份出现“极端”行情外，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但是，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加速，世界经济力量发生了质变，美国相对衰落，欧洲力量在联合中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迅速分化组合，国际秩序正经历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演变过程中，在较长时期内势必将落入痛苦的“无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