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短缺危机日益凸显。有关粮油价格上涨的原因众说纷纭，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价格居高不下？石油、粮食价格的飙升给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给中国带来怎样的警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6月25日接受新华网专访。
石油政治化之滥觞应自美国
主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粮油价格居高不下？您认为这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吗？
江涌：油是石油，不是食用油；粮概括地讲是指粮食，具体包括人的口粮、饲料用粮，还有工业用粮。
粮油这两个问题本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粮食主要在生活需求，石油主要在工业需求。
粮食是个古老话题，“人可以成天不工作，但不能一顿不吃饭”，人类每生存一天，就必须有食物保证。但是，粮食成为问题，应当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开始培育、种植作物后，因为旱涝、虫灾、战争、疾病、瘟疫等原因引起粮食生产与供应不足。
相对而言，石油问题则“年轻”得多，主要是1860年正式开采利用，是工业与技术革命的产物，主要因为石油资源蕴藏有限而不均，生产与需求时空存在差异等原因引起的。
如今，这两个在时空中都相去甚远的话题，凑到了一起，当然有些共同背景。偶然中有必然。这个背景我将其概括为粮油的“异化”，主要体现为“全球化”、“金融化”与“政治化”。这种划分不是在同一个逻辑范畴下，不是很标准，但是用来说明问题却很方便。
首先看“全球化”。二战后，世界出现一股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民族藩篱的社会经济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在进入80年代后，呈现加速趋势，理论家称之为“全球化”。由于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习惯唤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理论滥觞与政策实践，主要是美国。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希望通过经济自由化达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如此以提高整个世界资源配置效率，而美国政治家希望借助经济自由化达到强化美国霸权、主导世界的目的。如此，自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积极鼓吹、兜售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在拉美尤其是东亚一些“模范生”样板的感染，经济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正因如此，有多个国际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化”。如今的粮油两个问题并发，就是在“美国化”背景下发生的，与“美国因素”紧密相关。
其次看“政治化”。石油政治化之滥觞应自美国，一以贯之使用的还是美国，登峰造极的依然是美国。二战前，美国就根据与其关系的远近，有选择地出口石油。日本突袭珍珠港，就与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直接相关。二战后，美国大力利用对外援助，协助本国石油公司攫取海外资源，拓展国际市场。其中，通过“第四点计划”，美国逐渐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产石油的中东。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壮大，国际石油垄断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决定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联合抵制西方石油公司，围绕石油的国际政治博弈由此进入新阶段。欧佩克成员国尤其是中东国家，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2/3左右，而且石油质量好，开采成本低。因此，当欧佩克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后，很快赢得了对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和国际石油公司的主动权。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于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触发了二战后西方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后，地缘政治因素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便日益凸显。
但是，美国利用各种力量谋取国际石油主导权的政治图谋一直存在。美国学者克莱尔在其《资源战争》一书中说，石油对美国而言不是意味着燃料，而是意味着权力。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当然要控制石油，首先要控制中东。1988年乔治·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总统宝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寡头，上任伊始就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借机发动了海湾战争。当时美国国内就有舆论称，“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2000年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又入主白宫，包括副总统切尼在内的诸多政要皆与石油行业关系密切，由此将石油、金融与政治的关联发挥极至，因而有媒体称“布什政府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子承父业，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国际油价由此步入疯狂。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战以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每桶超过30美元，此后犹如断了线的风筝，2004年稳定在40美元以上，2005年稳定在50美元以上，2006年稳定在60美元以上，一度还突破70美元，2007年则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连破80、90美元关口，在2008年初一跃冲上100美元。
为保证本国的石油供应，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治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国际石油勘探、开发、运输、炼制与销售，石油政治化态势空前。
此轮世界粮食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难辞其咎。其一，发展中国家忽视粮食生产，与发达国家鼓吹自由贸易密切相关。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灌输，通过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包括粮食问题。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产粮国在“比较优势”的逻辑下，将稀缺的耕地转向种植高收益农产品或工业用地。但是，国际市场是发达国家（金融寡头）操纵的市场，他们通过不断高涨的粮价，不仅拿走穷国在“比较优势”下获得的新增收益，而且拿走了他们生产粮食的本钱。
其二，当今发达国家肥胖问题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整天为减肥而发愁，而发展中国家有超过8亿多的人口因营养不足而苦恼。如今，富国的汽车开始与穷国的百姓争夺口粮。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著名的环境与食粮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指出，美国政府的错误能源政策应对此次粮价上涨负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唐纳德·米切尔的研究显示，世界粮食危机原因的65％来自生物燃料。富国不断增加对生物燃料的补贴，用种植粮食的土地去种植生物燃料。世界粮食大规模危机，一些富国承诺增加粮食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与此同时，美国不仅置世界粮食危机态势与国际社会强大舆论于不顾，坚持发展“机器吃粮”的生物能源计划，将“反人类的罪行”坚持到底，而且公开指责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负责，因为后者的经济繁荣促使食品消费量持续增加。冷战时期，粮食就曾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的政治武器。如今，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发达国家似乎正在还原粮食的政治武器特色，以应对越来越“离心”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