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周立
什么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次贷危机深不见底，石油价格高歌猛进，也许都不是最可怕的，眼下世界范围内粮食短缺的危机，才最牵动人心。因此，即使中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13亿中国人还享用着全世界最廉价的粮食，这个问题仍旧让我们为之焦灼。对此，本栏目曾经做过多次专题对话。这一期，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副教授周立，关注的焦点将更集中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粮食问题。毕竟，只有更好地认清国际的发展形势，我们才能更好地看清自己。
主持人：造成今年以来全球粮价上涨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多数人所了解的那样，天气因素导致粮食减产、大量粮食作物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以及一些市场投机行为等等。相较于这些短期因素，导致粮价上涨的长期因素在近期许多国际会议上为人们所关注。矛头直接指向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高额农业补贴政策，对于这一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立：农业经济有两个基本规律，导致了农业发展的市场失灵。第一，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其扩展空间有限，这不符合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故农业容易被资本抛弃。第二，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其自然风险很大，且是不可抗力风险。农产品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年度间波动，以及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所崇尚的公平交易，在农业领域根本不可能形成。这使得农业的市场风险也很大，不符合资本规避风险的本性。
因此，若将农业作为一个私人部门，任其发展，必然出现资本逃离农村、劳动逃离农村，甚至土地“逃离”农村的现象，我们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都看到了这一现象。仅仅将农业当作一个产业时，会出现明显的市场失灵。对农业进行补贴生产，是在弥补这一市场失灵。
发达国家补贴生产，实际上是推低了农产品价格，而非抬高。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主要不是因为补贴增加而引起。所以，单纯地指责农业补贴，不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实质。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吁那些实施了高额农业补贴政策的国家，削减农业补贴，这也是正在进行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突破性不大。此次世界范围内粮食危机，使很多人期待，这可能是一个促使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的好机会，但结果我们看到，在不久前美国反而变相加强了农业补贴。由此看来，人们早期的预想是否有些乐观，农业高补贴政策是否会在这些国家一直持续下去？
周立：刚才我们讨论过，补贴生产，是推低农产品价格，而非抬高。所以，在出现粮食危机时，加强补贴，是一个必然的反应。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国家财力允可的情况下，也走上了补贴农业的路子，而且以后会继续扩大。
市场失灵，加上美欧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最终决定了补贴农业政策的刚性。所以，不要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发达国家会取消补贴，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任务，是一个欺骗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农民的幌子。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把不同种类、不同资源禀赋的农业生产者，拉到同一个擂台上进行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农产品自由贸易，至少是粮食自由贸易。
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粮食生产领域永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所以应该跳出粮食国际竞争的思维。将粮食重新定义为生存必需品的本来含义。将粮食去商品化、去政治化，重建各国相对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进行公平贸易，才有可能解决粮食的稳定供给问题。
主持人：不久前，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在一次关键会议上指出，“人们关心和担心目前的经济和价格压力。他们在寻找替罪羊，寻找可以被指责的东西，包括全球化、贸易和贸易自由协议。”您的观点恰恰也正是他所担心的。能够详细地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是因为农产品自由贸易造成了眼下的粮食危机，
周立：当前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也只是资本的自由贸易。在这样的自由贸易体系下，提供生存必需品的农业部门，也被推上了同台竞争的舞台，这是极不合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农作性质上，就可以知道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残酷性了。
世界上共有13亿农业从业者，大体占全世界各行业总劳动人口的一半。世界上的农业人口不到3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这个重要的现实，形成了多种农业形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世界农业从业者中，至少有四类不同的耕作模式：一是发达国家的4000万农民。他们使用大型拖拉机，占全球农业劳动者的3％；二是使用牲畜耕种并受益于绿色革命（品种改良，使用杀虫剂和无机肥料）的4.2亿农民，接近农业从业者的三分之一；三是用手工耕作，但也受益于绿色革命，特别是谷物的改良的4.2亿农民；四是使用手工耕作（铲子、锄头、弯刀等）的另外4.2亿农民，他们没有从绿色革命中获益。这4.2亿农业劳动者连同他们的家庭，共有10亿农业人口，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但在农产品贸易政策上，这种耕作模式的差异，一直被忽视。以致于3％的农民，决定了其他97％农民的农业模式和生计维持。绝大部分农业从业者（97％）都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主要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占全球3％的农民，由于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先进技术，生产了世界上50％的农产品。农产品自由贸易，正是以此为条件，让全球农民进行美其名曰“优化资源配置”，实际上是生死厮杀的残酷农业竞争。各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和食品消费体系。不幸的是，这套体系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被农业综合企业和粮食主要出口国摧垮了。
主持人：一些发达国家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时，也指出，许多粮食生产国的粮食出口限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粮价上涨。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呼吁这些国家解除出口禁令，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周立：粮食是生存必需品，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的根本。各个国家采取粮食保护主义，是粮食国家安全的集中表现，也是粮食主权的集中表现。在粮食危机面前，各个国家力求自保，无可厚非。要指责的，是摧毁了各国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而又不担负稳定粮食价格和数量供应责任的食物帝国缔造者。
当前，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试图为缓解问题而努力。但能够起的作用，仅仅是小范围的人道主义援助。要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双重叠加的复杂局面，几乎完全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能够提供有效的“全球商品”。要想在全球范围内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也是天方夜谭。
总体而言，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所要做到的，是跳出发展主义、市场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思维框框。正视资本扩张带来发展中国家粮食灾难、能源灾难的基本事实，并推出旨在加强各国粮食主权的公平贸易、本地化粮食体系和食品体系的相关措施。减少其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本地化粮食的稳定供给。
主持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要维护自身的粮食安全，存在哪些隐忧？下一步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建设？
周立：面对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双重叠加的国际局面，我们应该：
一、放弃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幻想，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绝不可放弃粮食主权。
二、继续推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为此买单。应树立粮食是基本主权，是最基本的国家公共物品的观念，出资金和技术，严格保护耕地，保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继续发展的根本。
三、在农业保护和农民利益维护上，研究更为可行的措施，保证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在粮食的补贴上，可以考虑“市场补贴农民、政府补贴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做法。在适当的时机，促进粮价适度上升，实现基本的“消费者付费”原则，与此同时，政府考虑给城市低保、低收入人群发放食物券，补贴几千万的城市低收入人群。
四、政府应承担，至少和农民共担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农民的粮食生产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从而对农民提供和储备国家公共物品———粮食，有一个清楚的正向激励。具体措施可以有粮食收购保护价、农业保险、价格补贴等。
五、抓紧研究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的关联，必要时考虑这两大危机与全球流动性过剩、热钱、金融危机的关联。及早防范可能到来的，由石油和石油的衍生品引发的粮食生产、制造业生产、消费模式、金融萧条、社会动荡、军事冲突的全球性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