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5个中央“一号文件”同步，英德洲西村民李雪飞返乡种粮并逐渐扩大规模，但亏多赚少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宏旺
站在2008年的今天，从30年长周期看，农村从改革开放的发动机蜕变为进一步改革的艰难辎重；农民由积极进取、改天换日的风云人物退化为国家重点照顾和关怀的弱势群体；农业则演化为需要工业反哺的脆弱产业。尤其是2003年至今，中国经济加速前行，GDP实现连续5个10%以上的增长率，然而，农民作为国民的主体，并没有分享到多少红利，反而留下落寞的身影。中国现代化狂飙突进下的“三农”转型，必然通过农民的个体命运展现出来。
我们记录一个农民从2004年至今种粮5年的历程，分享他5年来的辛酸与微笑，悲伤与梦想。在这5年中，中央连续发出5个针对“三农”的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启动新农村建设、实行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惠农政策络绎不绝，让他感到振奋；在这5年中，民工荒、通货膨胀、农资涨价、农田丢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将他裹挟其中；在这5年中，水灾、旱灾、雪灾……自然灾害纷至沓来，令他感叹农业出路何在。这位名叫李雪飞的广东英德沙口镇洲西村村民的经历，堪称中国种粮小农的一个缩影。
2004年 返乡
年成好种得少
我叫李雪飞，一个普通农民，今年42岁，担任英德市沙口镇洲西村三一村小组副组长，是“中国最小的官”。沙口镇是英德市最偏远的乡镇之一，从英德市区到沙口镇，坐车需要一个半小时，而从沙口镇到洲西村，需要跋涉长约九公里的江洲公路。北江河边的洲西村共有12个村小组，446户农户，2349人，其中有近500人外出，占了20%以上。
我也曾经是名外出者，高中毕业的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来回回、忙忙碌碌。2003年下半年，在经历7年顺德打工和1年创业失利后，我还是回到了原点，返回洲西村三一组。城市太无情了，只留下我被拖欠的工资，但不留人。无数像我这样的农民，被迫折回乡村，据说因此形成了让专家学者跌破眼镜的“民工荒”现象。
2004年，是我回家后首次种粮。这一年，风调雨顺，农资价格也不高，种粮很划算，但我只种了自家3亩3分多水田，分别是“车栋底”(三一组的地名，下同)5分、“大圳下”9分、“利子园”5.8分、“独脚大夫”5.8分、“三角块”3.8分和“隔离”4.6分。2004年，鉴于粮食生产连年下滑，广东出台了种粮直补政策，对种粮大户进行扶持，我由于面积过小，无法享受。回过头看这年的好年成，我只能感叹时运不济。
2005年 扩种
粮价低收入薄
这一年，我吸取了教训，扩大了规模。种得少，只够自己吃；种得多，才可能赚点钱，这是像我这样的农民的初衷。我租种了同村朱春老人在“水浸鬼”的7分、“三角块”的2.6分，刘文祥在“岭背”的2亩、“利子园”的8分和“大地”的8分，租种了4.56亩，加上自有的3.32亩，共种田7.88亩。
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年的粮价出奇的低，干谷从洲西村运到沙口镇私人收购点，一百斤才卖70元；如果是个体商贩来收，只能卖到68元。我有记账的习惯，当年一亩早造的成本如下：
化肥：110元；农药：20元；请人工：15元；机耕、机割：各40元。合计每亩投入225元。
我用的是“珍桂矮”常规稻种，是自繁的。一亩田产湿稻1000斤，晒干后约为800斤，按照70元/百斤计算，我7.88亩水田早造除去成本后共赚2374元，刨去给朱春老人的半担租谷和刘文祥的200元租金，利润只剩下2139元。水稻从下秧到收割，需要将近5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种粮月均纯收入约为428元；而我在顺德家具厂工作时，月收入1500块不成问题——我的劳动力更不值钱了。
年底，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这是大好事一桩，但在我看来，免税前后的差别还在于：要交粮时，镇干部会来田里转转，说这个田不错，值得上报；免税后，镇干部就根本不下田了。
2006年 水灾
泥巴稻血本亏
这一年的粮价，从去年的70元飙升到85元，我本该感到高兴，但一场水灾后我反而成了受害者。我还记得那年夏天四个台风一起来，随之山洪爆发，听说湖南、韶关那边死了好多人。7月中旬，环绕洲西村的北江河水立刻泛滥，除两个小组外，洲西村全部被淹，甚至部分房屋也埋于水下，群众全部上山避难。
洪水退后，洲西村的稻谷全部倒在泥巴里，成了“泥巴稻”，这种稻，碾(米)也无法碾，卖也无法卖，洗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它们再过几天就可以变成钱啊，但是现在却成了泥巴，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我感觉心如刀割。
这一年的肥料，每亩投入120元，同比增加9.1%；农药每亩23元，同比增加15%；请人工每亩20元，同比增加33.3%，每亩投入总计163元。机耕和机割也涨价了，都是50元/亩，但由于稻子不用收割，省下了这笔钱。晚造我只种3亩，用来自己吃。早造是用来卖钱的，但今年早造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血本无归。
2007年 旱灾
产量减直补没
这年夏天，有40多天没下雨，到了即将收稻的8月份，旱灾从天而至。北江河面下沉，田块开裂，村里赶紧维修坏了已久的电排，夜以继日地抽水，但仍不管用，村里好多未熟的稻子一头栽倒在田里，再也挺不起腰杆。我跟老婆说，不要担心，我们的稻子还站着；哪知第二天早上一看，全部倒了。一夜过后，需要安慰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遇到这样的天旱季节，我们村由于水利设施老化遭到了报应。洲西村的水渠已经年老不堪，旁生的竹林尽情地将枯竹叶撒向渠中，杂草欢快地向水渠伸出手掌，一段石桥无情地拦在渠中，圳底的淤泥越来越厚，导致水流速度越来越慢，以至于离电排一公里处，水流已经很难到达。因此，尽管水可以抽上来，但灌溉很慢，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地块，比如我舅舅廖应峰的田，灌好水需要五六个小时，满足不了饥渴的水稻。
旱灾过后的水田，亩产只有300斤左右，虽然粮价上涨到90元一百斤，但每亩的投入又在增加：化肥125元，同比去年增加4.2%；农药30元，同比增加20%；请人工25元，同比增加25%；机耕、机割都是60元，同比增加20%。如此计算，每亩需要投入300元，而卖粮所得，仅为270元。算算又赔了，又白忙了一年。
按广东的标准衡量，我已经是种粮大户了，但还是没拿到种粮直补。申请种粮直补手续十分复杂，又要委托书，又要审核表之类的；相反，不种田的却照样拿补贴，我不明白这到底是鼓励丢荒还是鼓励种粮？
2008年 肥涨
稻未收利已无
新年伊始，一场雪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这场号称50年一遇的雪灾，让我们村60多岁的老人袁会苟防不甚防，他在去年清明种下的12亩香蕉树，由于1月末持续的低温雨雪，几乎全被冻死，如今一株株香蕉还烂在地里。袁的香蕉为“广粉一号”，市场价为2.5元/斤，一般亩产3000斤，今年本来预计可收9万块。
我没有种经济作物，逃过了这场雪灾，但这种侥幸并没维持太久：在清明前后插秧时，肥料价格暴涨，对我的打击不啻雪灾。
复合肥一下由125元暴涨到240元，几乎翻倍！我实在想不通，这种标着三个15的进口复合肥，怎么会涨得这么凶？
在涨价方面，其他的投入也在你追我赶：农药每亩投入35元，同比增加16.7%；人工35元，同比增加40%；机耕和机收各75元，同比增加25%，每亩投入高达460元，同比去年增加50%以上。不用等到收割算账，我知道今年又没戏了。
5月下旬，广东又改变了种粮直补政策，不是只补大户，而是补全体种粮农民，这意味着我实际上可以多得到一些补贴（理论上，我的补贴反而减少了，因为我是大户），但是每亩几块钱无法抵销肥料涨价的影响，更何况能不能拿到手还是个问题。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粮价涨一点，全世界都吓怕了，中国还不准粮食出口；而肥价涨那么多，就不见有人理会呢？我更害怕的是，这几年来灾害不断，下一个又会是什么？四川大地震了，农民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受农业内卷化和市场风险里外夹击农民种田效益逐渐降低
种粮出路何在?
■记者观察
种田出路何在?李雪飞问记者。
这五年对于李雪飞来说,就像命运在开玩笑:种得不多的时候风调雨顺,种得多的时候粮价低迷,粮价起来了却遭遇水灾,水灾消了是旱灾,旱灾一走是雪灾,雪灾过了肥料涨价。针对农业的自然风险或者市场风险,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五年平均下来,种田其实是亏本的。
农业的脆弱性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农业内卷化(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趋势。李雪飞发现,种田不仅各种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而且投入量也越来越大,例如化肥,因为土壤的破坏,每亩投入每年都要增加15斤左右,这样才能够维持而非增加产量(远较黄宗智分析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内卷化严重)。这种边际报酬递减趋势的出现,意味着农业生产将无法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以至于著名“三农”学者陆学艺认为:以前农民被人民公社绑着受穷,现在农民是被土地圈着受穷。
在内卷化和外部风险加大的里外夹击之下,种田早已无利可图,农民的出路何在呢?留守的农民选择兼业化,而其余的选择逃离农村。
兼业化几乎是洲西村民的常态,一家盖房子,其他村民过来帮忙；一家收割,其他人过来当人工,这种兼业化是小农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李雪飞正是被逼成了兼业户,他在家里开个小店,等待着每天的三五个人；平时帮人家装天线、做木工。
种田越来越无利可图,然而农民试图摆脱命运时,却总是碰壁。城市的壁垒、农村的牵挂,总是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无形的线拉扯,不得不被锁定在农村。
今年正月初九,洲西村民廖应强、谢建萍夫妻卷起铺盖南下打工,在广州的酒店里当服务员——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外出做工,却被肥料涨价逼上这一步。然而,4月29日,记者却在洲西村的花生地里碰上了谢建萍,他们一家已经返回洲西。
“家里的10岁小女孩,还在读三年级,出门的那段时间,人家问她,你爸爸妈妈呢?她就哭,叫爸爸妈妈快回来。我们放心不下,就回来了。”谢建萍抹着眼泪,“我们又不懒,也不赌钱,为什么还是穷?”廖应强一家在2006年种了8亩水田,如今已萎缩到5亩,尽管种粮不划算,但吃饭问题还是要自己解决的。
一边是内部收益递减,一边是外部风险加大；一边是越穷越种,一边是越种越穷。“农业怎么办?农民怎么办?”李雪飞自言自语,他佝偻的身躯,在洲西村的田野里打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