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的旅行
“再等等”，王德旺一边说话一边摊耙着晒在路边的玉米。越来越紧迫的节气让等待显得不合时宜——中国北方１０月初大降温后，晒玉米的好天气越来越少，家里堆放的未晒玉米仍有上千斤。他要等的是能出更高收购价的玉米批发小贩。
在王德旺所在的河南省焦作市恩村乡，玉米的收购价自２００６年以来一直维持在１．５６元／公斤，紧俏时甚至会上浮至１．６０元／公斤。这个价格不但跳上了历史最高位，更超过了小麦的收购价。为此，王德旺家的秋季玉米种植面积达到了１５亩，其中的４亩租自邻居家的闲置地。“这玉米根本不用像以前那样打理干净，连茬带草地上秤”，“现在的批发商连玉米棒子都收，不知道人家拿来干啥的。”王德旺边说边捡着零星落在草丛里的玉米棒子。
“玉米可以做淀粉、味精、鸡精、葡萄糖、食用油，据说还能炼汽车用的油。”在恩村乡走乡串户的批发小贩老薛说，“我每公斤加一两分钱卖给绿欣公司。”他每年要收购数万斤玉米卖给焦作市绿欣粮食批发公司。
绿欣粮食批发公司的收货地点直接设在火车站的堆货场。每到１０月，玉米随到随收，称重后直接装载进火车货箱。老薛付给种植户的是现钱，从绿欣拿到的也是现钱。
起运前的玉米价格最终达到了１．６４元／公斤。“玉米专列”的终点是安徽省蚌埠市，那里有中国四大燃料乙醇生产企业之一的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丰原生化）。
经陆路、水路运来的万吨计玉米很快就进入了丰原生化的预处理厂。在现代化的生产线上，每粒玉米将被破成四瓣或八瓣，胚芽取出来做油脂，玉米皮提取做纤维饲料，蛋白提取出来也是一种饲料——这些只是丰原生化玉米加工燃料乙醇的副产品。
丰原生化从玉米中主要的提取物是无水乙醇——俗称酒精，这是制造燃料乙醇（乙醇汽油）的核心物。如果愿意，生产厂商可以对无水乙醇暂不进行精馏，以食用酒精或工业酒精出售，进而生产出其他副产品，种类不可计数。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核准，丰原生化拥有４４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其生产的燃料乙醇通过中石化的销售网络进入安徽、山东、江苏、河北等省的燃料乙醇供应市场。
除安徽丰原生化股份公司之外，还有三家国家核准的燃料乙醇生产国有企业：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黑龙江肇东华润酒精公司。它们的生产原料是小麦和玉米，又以玉米为主——２００６年四家玉米原料消耗总量为２７０万吨（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它们是中国生物液体燃料产业的第一批试点企业。
原料关
中国生物液体燃料的产业发展战略肇始于２０００年。当时，中国粮食流通机制僵化，粮食大量库存、粮价低迷、管理费用高昂等，困境重重。２００１年，旨在消弭“陈化粮”负担的生物液体燃料项目（燃料乙醇＋生物柴油）进入国家产业经济体系，并发展迅猛。至２００６年已经形成一个关于新型能源的热潮。
加入热潮的各种市场力量有如下“充足的理由”：第一，国家产业政策一定会支持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第二，国内、国外市场都很宽广，特别是生物柴油市场发展较快的欧盟；第三，国际原油价格高位不断上扬，替代型能源前途广阔。
同时，生物液体燃料这种“最现实的可再生能源”（２００７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语），相比传统化石能源，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节约能源消耗、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获得了包括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内的社会公众舆论的支持。
除上述四家大型国有企业，还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参与到生物液体燃料行业中来。这些民营企业以生产燃料乙醇、生物柴油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但所有企业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原料关。
虽然目前尚未有科学、权威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但玉米与口粮争地的矛盾已经催发了反对玉米的全球化风潮。自２００６年玉米收割季节以来，墨西哥、美国、德国先后发生多次抗议玉米价格上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中国在２００６年出现了玉米价格反季节上涨的市场普遍现象，玉米还被经济学家视为去年年底开始的新一轮粮食涨价、乃至整个ＣＰＩ指数上涨的元凶。
在生物液体燃料转化技术已经成熟的前提下，在现有技术创新条件下，原料进入生产线后就进入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加工生产体系，中间消耗的东西是固定的、可控的，产出也已经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那么，生产企业要控制的主要是原料。“这个产业的风险都在原料。”（民营企业家苟平语）如果无法把握原料的成本和来源，所有不利因素都会向后传递放大。
自开放中国国内生物液体燃料产业以来，中国政府决策部门一直对此采取谨慎的鼓励发展政策，除做出必要的调控外，并不过多使用计划手段或行政手段干涉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但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面对生物液体燃料短缺、价格高扬（特别是玉米）等市场基本状况，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关于暂停玉米加工项目的紧急通知》。经过近半年的市场观望和调查研究后，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国务院召开可再生能源会议，明确叫停玉米变乙醇项目——会议决定称，今后只能“在不得占用耕地、不得消耗粮食、不得破坏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坚持发展非粮燃料乙醇”。
从“粮”到“非粮”，是中国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发展的一个转折，将涉及产业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实施路径、技术创新、与其他产业协调等诸多领域。这个转折的起点仍然是原料。
当前条件下，燃料乙醇的“非粮”原料包括了木薯、红薯、甜高粱、纤维素等。但这些原料都各有其大规模工业应用的障碍。
木薯和红薯副产品开发程度远低于玉米，加工工艺中遗留的废渣、废液多，环保难达国家标准。同时，红薯和木薯与猪争食，也就间接地与人“争肉”。再加上其他工业用途，中国红薯、木薯年产量并不十分充裕——根据中国海关资料，２００６年中国共进口木薯干４９０万吨。
甜高粱一度被当作最佳的玉米替代原料。甜高粱的废渣处理后可广泛应用于喂牛、造纸等；甜高粱含糖量高，用种少，产量高；农田管理简单，需水量只有甘蔗的１／３。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现有的青储技术难以实现甜高粱的长期青储。甜高粱工业连续性生产与农业季节性生产的矛盾突出。
包括了各种秸秆的纤维素燃料是目前全球燃料乙醇原料的发展方向。据中国农业部统计数据，中国可以利用做燃料乙醇的秸秆一年有近７０００万吨，因此，国内企业也已经建成秸秆试验线，寻求技术突破。但是，液体燃料转化的核心程序——秸秆发酵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
战略性博弈
将原料关放在生物液体燃料的产业大战略范畴内考量，此难题则显得更为宽泛、深刻。
比如，为了不与粮争地，非粮作物常常需要种植在边际性土地上——荒草地、盐碱地、沙荒地、裸土地或滩涂等。但是，边际性土地开发成本高，收集困难，很难实现连片种植。生物液体燃料的生产企业需要大片土地才能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充足原料，以目前技术成熟的麻风树转化生物柴油为例，每１０万亩麻风树生产的果实，才可以满足年产２万吨生物柴油工厂的原料需求。那么，在边际性土地上形成生产用原料的订单农业或基地农业，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市场，原料的运输也是一个难题。从粮到非粮，越来越重：一般技术条件下，３．３吨玉米对应制造１吨燃料乙醇，生产同样重量的燃料乙醇分别需要７吨左右的木薯、１０吨红薯、１５吨—１６吨的甜高粱。那么，一个年产１０万吨以上、以甜高粱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厂，收获季节就需要公路或铁路专线来运输原料。
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计算能量的投入产出比。”“大规模运输的话要耗掉多少油，种植时和收割时农业机械需要用多少油，浇灌如果用抽水机的话，需要多少电”。中石化前科技开发部主任乔映宾向各路记者不厌其烦地做着这样的计算。
“现在美国在燃料乙醇领域投入一份能量，能产出１．３９份能量，我们最好的水平下投入和产出的能量比为１１．２７，如果产出比投入还少，那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质疑将不仅仅引发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声音。
但是，不论是国家核准的大型国有企业，还是嗅觉灵敏、“无孔不入”的民营企业，都将生物液体燃料看做一个朝阳产业，期待着在该产业首轮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打下基础，以实现企业的长远效益和发展。
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称，到２０２０年，以能源作物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生物液体燃料将达到替代石油１０００万吨的能力。如果再加上内容已经披露大半的《生物燃料乙醇及车用乙醇汽油“十一五”发展专项规划》和《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发展生物液体燃料的大战略不会转变，只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战略需要做出必要、适当的完善。
上述国家规划的发展目标，中国两院院士、农学专家石元春则信心十足地解读为：至２０２０年，中国将建成年产１亿吨的“生物质油田”。此“油田”由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构成，生物液体燃料可替代石油５５９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１．６亿吨。同时，增加１０４５万个农业就业岗位，新增农民年收入４４６．２亿元。这与２００１年中国生物液体燃料赴美国考察团在美考察期间，美方专家所描绘的图景几乎一致。
当前生物液体燃料产业发展初期，“国家如果对其实行有弹性的亏损补贴机制，那么，不管原油价格如何波动，只要达到行业平均运营水平的企业就不会亏损。而副产品开发用途多，如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效益就会非常可观。”诸多试水的民营企业都有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