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一对金华老年夫妇，和同伴一起，把金华先进的种茶、制茶技术带到非洲，不但让马里的茶叶公司扭亏为盈，而且，让马里人爱上了喝茶。
王国华、张月楼夫妇都是茶叶专家，今年70多岁了，但身体不错，每天空下来的时候都要泡上一壶好茶，细细品味。他们最喜欢的茶是九乌坑茶，这种茶香气宜人。他们说与这种茶接触最多，不但在金华大量栽种，在非洲马里援外的时候，也为这种茶树天天浇水、捉虫、采叶，王国华笑着承认：喜欢喝这种茶，感情的因素占了很大成分。
前天，曾经与他们夫妇同在马里工作三年的一位诸暨的茶叶同行打电话来，谈起他们在非洲马里共同经营茶叶公司的事情，并向张月楼讨要一本她写的新书《真实回忆：走进西非马里》。这本书讲的是王国华夫妇在马里三年的主要经历和见闻，挺有意思的。
临近退休去援非
1991年，农业部要组织一批茶叶专家去援助西非的马里，因为浙江是茶叶大省，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实在浙江，并且以金华为主。最后，时任金华七一农场（现在的石门农场）副场长、茶厂厂长、已经59岁的王国华被任命为援外茶叶专家组组长、马里共和国锡加索茶厂总经理。七一农场的徐根牛任锡加索茶厂生产处长，七一农场的何卫平任锡加索茶厂财务处长，加上瑞安的一名翻译、诸暨的一名茶叶专家，以及王国华的妻子张月楼（总经理允许带家属，张月楼也是茶叶专家，当时已从金华农校讲师岗位上退休），一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前期准备，1991年9月到北京，去农业部中农公司报到，听瞿处长介绍了马里的情况：当时马里正处在政变中，锡加索茶厂5个销售点有3个被烧，经济损失巨大，工人4个月没发工资，茶厂处于即将倒闭状态。
王国华和队员没有被困难吓倒，10月22日，从北京乘飞机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再转航班赴马里首都巴马科。
到了巴马科，拜访了中国驻马里经参处的同志，参观了中国正在援建的尼日河搭桥和锡加索驻巴马科的茶叶商店后，他们就直奔锡加索茶厂。一路上，树木稀少，相隔很远才有村庄，沿路也没有小吃店，580公里路途都是自带干粮。
锡加索是马里南方最大农业区，盛产棉花和黄金，但城市很小，汽车稍稍开一会就出了城外，道路也坑坑洼洼。他们用的是中国广播公司留下的一辆黄色面包车，很旧，密封性很差，车一开，尘土飞扬，都钻到汽车里来，坐在里面的人个个成了“土人”。但到了25公里外的茶厂，景观大变，绿树成行，到处是芒果树，茶园翠绿成片，风光很美。这个茶园也是中国人帮助马里栽种的，种得最多的茶叶品种就是浙江的九乌坑茶，金华的双龙毛峰也有种植。看到这么好的茶园，大家又惊又喜。
然而一到住处，大家又不免担心：所谓的中国专家大院，其实就是几间破旧的红泥巴房，四周是篱笆墙，院里种着芒果和油棕树，能看见树上有松鼠、四脚蛇活动，蝙蝠满天飞，蜜蜂在墙上做窝。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为了不辜负国家的重托，无论什么困难都要克服，再苦再难都要坚持。
全力挽救将要倒闭的茶厂
到了茶厂才知道，茶厂的经营情况比原先在国内了解到的要严重得多。锡加索茶厂是马里唯一一个茶叶生产企业，是中国政府1967年援建的国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直属于马里农业部。非洲气温高，雨水少，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土质也差，加上管理上有问题，茶树长势不好。
“我们一看，厂里很多情况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似，吃‘大锅饭’，生产的茶叶比较粗糙，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而且欠债累累。”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茶叶专家们先是调查研究，然后很快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体制上精兵简政，生产上改变过去那种“粗、大、杂”的采茶方式，实行“采嫩茶、采好茶、多次采、分批采、及时采”的方式，提高茶叶的质量。在技术上科学施肥，根据当地土质实行少施肥、勤施肥，以及施催芽肥等，“这样的茶叶才鲜嫩。”王国华说，“在耕作上，冬季采茶结束后，就对茶树实行深耕，壮大根系，根长好了茶叶才长得好。茶厂种得最多的是九乌坑茶，这种茶在浙江广泛栽种，金华也种了不少，因为它具有很好的耐寒、耐瘠（贫瘠）、抗病和抗虫的特点。”
“为了让茶叶卖得好，我们还现炒现卖呢。”这是他们从国内带过去的促销方法，把炒茶摊摆在闹市区，边炒边吆喝，还现场准备了开水，可以当场免费泡饮。马里人没见过这样做生意的，都来围观。茶叶的香气吸引了很多顾客。尽管好茶价格挺高，但卖得也不错，连那些积压在仓库里的陈茶也顺带卖出去了。
非洲气候干燥，马里常年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人们出汗多，消耗大，而绿茶具有怡神、止渴、解毒、健身的作用，加上马里人蔬菜吃得少，食物以牛羊肉为主，茶可以去腻消食，深受马里人民的欢迎，被当做最好的饮品。王国华等人到马里第二年，锡加索茶厂就扭亏为盈，付清了职工工资，还清了6800万法郎的债务，并年年上交利润，博得了马里农业部的好评。
了解非洲，思念祖国
张月楼说，马里经济比较落后，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吃饭靠大树，穿衣三块布，用钱靠援助。”那里遍地都是芒果树，芒果含糖量很高，味道也好，抬头可摘，低头可食，老百姓经常摘果充饥。“穿衣三块布”说的是妇女头上包一片花布，腰围一片花布当裙子，上身披一片花布当衣服，有的加工过，有的没有加工过。
王国华夫妇和中国专家们对非洲的文化和风俗很感兴趣，有空的时候就去赶他们的集市，参加马里人的婚礼，了解他们独特的婚俗，以及教育体制等。
在非洲三年，最难熬的是对祖国的思念，因为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也看不到中国报纸，听不到中国广播，国内的信息全靠家信和口头传播，所以，就需要经常与中国同胞见面。当时，马里是中国援非的10多个国家中项目最多的国家，援外人员有480多人，分布在各行各业。每逢节日，援非的中国人都要聚会，多数聚集在中国大使馆，互相通报各自的情况，交换一下来自国内的信息。王国华说，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见到同胞，还有就是收到家信，那种欢天喜地的劲头，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黄皮肤的人，以为是中国同胞，高兴地上前打招呼，才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张月楼说，“尽管是日本人，但因为大家都来自亚洲，还是很亲切。”
有时候，中国人和马里人之间也相互请客，大家都很友好。
每次请马里人吃饭，专家组人人动手，做一桌中国菜。马里客人都很爱吃，吃完了还要讨个塑料袋，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家给孩子们尝尝。
与疾病作斗争
非洲有不少怪病，1992年夏天，中国农业部中农公司的张经理来锡加索茶厂考察，半夜发高烧，烧到将近摄氏40度，赶紧送到医院抢救，原来是得了疟疾。疟疾是非洲蚊子传播的，它个头很小，叮过不起包，也不痒，但毒性极强。发烧、头痛、呕吐，能导致脑膜炎，严重的有生命危险。
因为非洲天气炎热，火气旺盛，中国茶叶专家组成员几乎人人都牙痛，而且长年不愈。牙痛不是病，可痛起来还真要命。
到非洲一年，专家组的张翻译接到了国内发来的传真，说他父亲患肝癌已到晚期，危在旦夕，父亲希望能再见儿子一面。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张翻译立即买机票回国，大家给他送行，心情都很沉重：离开祖国三年，不知道亲人付出了多少代价。
1992年5月30日，金华去的财务处长何卫平在莫斯科病逝，当年只有36岁。大家都惊呆了，难过得吃不下饭，觉也睡不着。原来，几天前，何卫平开始感觉没有力气，胃出血，还发低烧，到医院一看，是急性白血病，医生估计生命没有几天了。中国大使馆立即送他回国，但人还未到北京，在莫斯科就不行了。
“临走前，他把宿舍的钥匙交给我，说贵重物品带走了。我说，你一定会回来的，让他把钥匙自己带好。”王国华想起往事，仍然非常难过。
“他走的时候，满嘴黑色血泡，只吃了几口我烧的莲子花生米。”张月楼说着，眼圈就红了。
“一直赶路，很累，在飞机上，何卫平又发高烧了，他对送他的卢灿说：‘可能回不到北京，见不到家人了……’结果，他在莫斯科就停止了呼吸。他那么年轻，身体一向结实，而且人非常聪明，整天都笑呵呵的，就这么走了。”王国华说，“他的追悼会办得很隆重，在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大厅举行，大家都感到万分惋惜。”
中国专家在非洲随时会面临病魔和其他危险，为了非洲的建设，他们冒着种种风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