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局
如果走法律途径，根据当年的合同规定，双方若出现纠纷，解决方式必须经合同规定的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而不能在中国国内提起诉讼，目的就是防止各自国家的司法机构保护本国企业。
可以说，达能的这一招非常“狠”，因为仲裁是针对合资合同进行，主要看双方是否违约，娃哈哈显然有些“理亏”。
但宗庆后强调自己没有违约的理由包括，当初合资合同就有失公平，“非竞争性条款”只限制中方，而没有限制达能，达能在中国陆续购买乐百氏、光明、蒙牛等竞争企业的股份，违反了“非竞争性条款”。
此外，娃哈哈商标的转让并未获得国家商标局的批准，双方是以“阴阳合同”欺骗政府，该合同是个无效合同，且合资10年过程中达能投资不到位、不懂管理、错误决策、态度蛮横，合资公司的发展更多在于宗庆后的正确决策及所建立的联销体渠道。
虽然大部分人都会同情宗庆后付出艰辛后所遭遇的结果，但从尊重契约和法理的角度，娃哈哈能够在仲裁中获胜机会现在看起来比较小。如果裁决娃哈哈集团确实违约，对宗庆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他必须为违约成立的30多家非合资企业付出代价，或者赔偿达能损失，或者关闭企业。
1986年，我国加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纽约公约》，按照仲裁规则，仲裁结果不能上诉，而且可以在中国和任何一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强制执行，而不做实体审查，除非违反公共秩序。
尽管如此，仲裁的结果仍很难预言，“合同中的一句话就可能会改变仲裁结果。”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DLAPiper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告诉《环球企业家》。对宗庆后来说，现在急需做的就是成立一个法律专家团队，搜集所有的历史旧账、合同、往来文件、过去的成功判例，为应对仲裁做足准备。
在国际仲裁界有一句行话：“仲裁的好坏是由仲裁员的好坏决定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厅包括三名仲裁员，其中两名需要由企业各自提名，因此对娃哈哈来说，找到一位独立、公正、权威并且认可娃哈哈集团的仲裁员非常重要。
由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确定第二、第三位仲裁员需要时间，因此这一仲裁过程可以长达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三年。
毫无疑问，若真正执行国际仲裁结果，对于达能和娃哈哈来说都将是一场噩梦。推翻十年合资之姻，换来一场双输结局。因此，寻求私下和解，无论对娃哈哈品牌还是两家企业来说，这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在仲裁结果出来之前双方提前达成和解，那么未来的和解方式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达能主动做出让步，为了保证其中国战略的继续实施，达能有可能向娃哈哈集团或其它企业转让部分或全部合资公司股份，合资公司由娃哈哈集团控股，以此换取非合资公司业务全部注入合资公司。
第二种是宗庆后做出让步，非合资公司51%股份注入合资企业，宗庆后获得远大于40亿元的补偿，娃哈哈商标依然属合资公司。
东方高圣投资顾问公司首席研究员冀书鹏则提出了一个第三方介入的第三种方案。
方案大致内容为，由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法人作为第三方接管娃哈哈的46%国有股，经过几次倒手后，最终的结果是达能给宗庆后40亿，让他买下46%的股份，从而实现娃哈哈集团的股权变更。“宗庆后的非合资企业是靠国有企业资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这样设计方案可以为他洗清‘原罪’。”冀书鹏告诉《环球企业家》。
随后，娃哈哈集团以持有的合资公司股份、达能以持有的合资公司股份、第三方企业以现金共同投资成立一个新的合资公司，同时宗庆后将其非合资企业资产装入这一新的合资公司中，而后通过IPO让第三方资本退出，最终让娃哈哈集团在新合资公司中拥有15%的股份。
如此以来，宗庆后不仅获得了40亿的补偿，实现了娃哈哈集团的股权改革，而且保留了在新合资公司中的股份。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宗庆后似乎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便在仲裁中失败，失去娃哈哈品牌，宗庆后还能依靠现有的产品、渠道、员工打造一个新的帝国，现在，娃哈哈在积极地把利润率更高的“营养快线”、“思慕C”、“泡泡乐”和“爽歪歪”等商标进行单独注册。
无论哪种方案和哪种结局，其和解的关键仍在于，达能和娃哈哈能够回到理智对话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并且对通过此途径达成双方利益的相对最大化有信心。其背后，则是中国商业社会对契约本身——这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发自内心的尊重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