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优势是人多，人民勤劳朴实。大化肥、大农药、转基因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逼出来的路；我们舍弃了自身优势，牺牲了乡村生态环境，换回来的是国民很难吃上放心食品。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朴的道理，今天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食物安全隐患挑战。不放心食品直接影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长期下去将导致国民健康素质整体下降。安全隐患主要来自食物生产的源头，即地头和各类养殖场，影响因素有农业五大害和一潜在危害，这“五大害”是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潜在危害是转基因。
农药和除草剂使传统农田充满了杀机。辛苦的锄草劳作已被除草剂所取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已成为历史。然而，尽管农民每年都向作物、果树、蔬菜施加大量农药，向耕地喷洒除草剂，且毒性越来越强，农民们依然不能消灭害虫和杂草。后者与人类竞争的结果是，生产出来的食物除风味下降外，还充斥了各类不利于人类健康的成分。能够杀死虫子和杂草的东西对人体好不到哪里去。农膜虽然实现了反季节蔬菜生产和提前上市，但其代价惨重：以蔬菜产业闻名的华北某县农民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地下水已不能饮用，需要花钱到上游的县买水喝。
添加剂和激素滥用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无节制使用现代技术使鸡、鸭、鹅等禽类“长大成禽”的周期从120-150天缩短到38-45天，生产出来的肉含有很多害人成分。水产方面，鱼、鳖、虾、蟹、鳗等等无一不用添加剂和生长素，令人垂涎欲滴的海鲜里，可能隐含有对人体极为不利的成分。
在一些地方，农民种地（养殖也一样）分两类，用传统的办法生产自己吃的食物，用现代技术生产城里人的食物。因为市民无法生产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只有受制于“农”。城里人即使再有钱，可以买到任何高级消费品，惟有两个东西买不到，即洁净的空气和健康、口味良好的食品。
农民尽管使用了浑身解数，仅靠农产品致富，并承担养老、医疗、教育、婚丧嫁娶的各种费用还是非常困难的。发达国家都是向农民补贴，日本每个农民获得的补助每年2万多美元，美国1.2万美元。可见，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希望农民从地里刨出金子来。相反，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和低效益产业，纳税人有义务维护农民利益。在中国，因为种地不合算，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不高，青壮年劳力纷纷进城去谋生，留下了妇女、儿童、老人看守家园。进城的农民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住最差的房，很多住处根本就不是房子，所赚的钱除了必要的花销，到头来依然难以维持娶媳嫁女和养老送终。
我国的优势是人多，人民勤劳朴实。大化肥、大农药、转基因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且昂贵逼出来的路；我们舍弃了自身优势，牺牲了乡村生态环境，换回来的是国民很难吃上放心食品。农民是种地好手，进城谋生是舍本求末；城里人想花高价钱买放心食品，但是，广告宣传对他们来说，不少只是一种“忽悠”。放心食品从哪里来呢？
正确的出路在于，大量进城的农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些活就是为13亿人生产放心食品，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恢复日益衰败的乡村道德和乡村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利用生态学原理，农民在生产健康食物的同时，还可以解决肥料来源问题、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村燃料和电力问题、农村教育和养老保险问题。在上述过程中，农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理应当得到国家和城市的认可，并从经济上给予补偿。城里人要吃上放心食品，就必须多花钱，将其用于买药品和去医院就医的费用投资健康食物。“病从口入”，只有吃得干净才能少生病。
用传统方法生产食物费工费时，甚至存在高风险。去年笔者让老家的父亲种谷子，我的要求是完全用传统的办法，即不用一粒化肥、不用一滴农药，不能覆盖农膜。我先声明，这样的粮食是我自己吃的，否则他可能“搀假”。因为条件很“苛刻”，这可苦了老人家。虫害还好说，可以用手抓；麻雀可带来了大麻烦，父亲花了一个多月每天轰麻雀。因为这样产出来的小米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别人给多少钱他都不卖。
今年笔者又做了另外一个试验，利用自由放养技术，将“牢笼”里的2000只鸡“解放”到树林里。那些鸡这下可自由了，林地里的草连同任何能够遇见的虫子们被吃一空。因为活动量大，半“成年”的鸡每天光吃粮食就得300元，且出“林”的时间比出“牢笼”的时间延长了三分之二，这就意味者要消耗更多的粮食。因为笔者不想害人，坚决不给鸡吃饲料添加剂，成本就更大了。最关键的是害怕死亡，否则到快要出售的时候来场“灾”，那么消耗的4万至5万元的粮食，就只有变成了一点可怜的鸡粪。
上面的两个例子说明，有机生产无论成本、风险、风味，还是放心程度都是现代技术所不能比拟的。有机产品理应由“慧眼”识别，否则，好的产品卖不上好的价钱，就只有任食品烂下去。由于造假的成本远低于生产真产品的成本，市场选择了不健康食品，社会从此不能和谐。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亲自卖有机大米，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