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不难想象，像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这样一个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无疑是酒商和酒厂的“进攻”、“攻关”对象。而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对以商业贿赂为特征的专卖腐败的“零容忍”使得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制度神圣不可侵犯。
由于瑞典人嗜酒如命，早在1829年的统计，平均每个瑞典人（包括孩子在内）每年就要喝46升烈性伏特加酒。专家估计，每年因酗酒给瑞典造成的损失高达200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20亿元）。为了减少酗酒造成的危害，瑞典很早就实行了酒类专卖制度。无论白酒、葡萄酒，还是啤酒、果酒，所有含酒精的饮料都统一由国家酒类专卖局经营。
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是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对卖谁的酒，不卖谁的酒，多进谁的酒，少进谁的酒，或不进谁的酒，酒类专卖局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难想象，像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这样一个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无疑是酒商和酒厂的“进攻”、“攻关”对象。而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对以商业贿赂为特征的专卖腐败的“零容忍”使得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制度神圣不可侵犯。
2002年冬季的一天，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的一位雇员交给经理一张单子，上面写有某供应商提出的销售目标及回扣的数额。这位雇员这么做符合专卖局的规定，履行了雇员在进入酒类专卖局工作的第一天被告知必须遵守的条例，即在酒商行贿和有人受贿时应予举报。这位雇员的举动，成了被当地媒体称之为“多年来少有的大贿赂案”被引爆的导火索。为了查清此案，瑞典检察部门和瑞典酒类专卖局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光是调查案卷就有5000多页。在此案的初始阶段，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自查没有查出有人受贿，但却查出个别专卖店过多地采购了某家厂商生产的某种牌号的酒，十分可疑。经过研究，按照长期以来遵循的原则，即便某些专卖店“过多采购”系工作疏忽所致，但数量太多会有受贿的嫌疑，破坏酒类专卖局的形象，必须严肃处理：解雇了6家专卖店的经理，并将其中5位和3家酒商的情况报告了司法机关。
此案最终的结果是，警方用一年多的时间搜查了多家专卖店。到2004年底，共发现有77人有不同程度的受贿问题，他们或是接受了酒厂、酒商提供的现金、礼品，或是应邀参加了旅游。最终68人被判处两年禁监，9人被判处半年禁监。涉及此案的金额约120万瑞典克朗，最严重者接受贿赂10多万克朗，相当于人民币10多万元。从数额上看，并不算太大，但处罚却相当严厉。除此之外，对行贿的酒厂和酒商实施了部分产品禁售。
在案值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腐败大案都不为少数的今天，媒体的报道不断地冲击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神经，造成了极度的视觉和听觉疲劳，听觉和视觉几近麻木，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受贿仅相当于人民币10多万元的案件，瑞典方面劳师动众，历时一年多侦办此案，若按照我们的贯性思维，乍一看，真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有点不可思议。然而，瑞典媒体却不这样看，认为这是“多少年来少有的大贿赂案”，司法部门则不依不挠，最终将我们看来也许平常的一桩贿赂案查了个底朝天。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瑞典廉政指数较高，二是行政部门、执法部门把捍卫制度的严肃性看作是他们的崇高使命，使法制不成为摆设，不流于形式。
在我们看来，受贿是有标准的，如有人收了贿款，100元和100万元其结果肯定不一样。但在瑞典国家酒类专卖局的规定里，却没有这样的划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标准是法院量刑的依据，受贿就是受贿，不该拿的钱一分也不能拿，拿了就是受贿，这就是瑞典国家酒类专卖“零容忍”的立场。
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已有20多年，无庸置疑，在执行《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上，我们有过宽严并济，有过雷厉风行的打击，侦办过不少典型案例，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烟草专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然而也不可否认，这20多年来，外严内松的管理通病依然存在，行业内部大小案件时有发生，廉政指数曲线总是曲折波动，产、供、销的友好环境难于形成，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好在整个行业已明确认识到了行业自律的重要性，在实践方面，一是开展“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在岗位的主题实践活动，加深对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认知，重建自愿性；二是大范围纵深开展内部烟草专卖管理监督，从人员素质培养、制度建设、自查自纠，初步形成以制度建设、制度执行为核心的行业自律长效机制。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实践，行风得到显著改观，效果是明显的，烟草执法和服务的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也逐渐鲜活、生动起来。
为使烟草形象持久“鲜活、生动”，也许瑞典酒类专卖局在酒类专卖中“零容忍”的立场能给我们的烟草专卖一些启示，那就是人有利己的天性，在烟草专卖局（公司）这样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内部，如果不能严守“一分钱也算违规违法”的底线，形成对违规违法“零容忍”的企业文化，那将是很危险的。
因此，我们在实施内部烟草专卖管理监督时，除建立健全创新制度外，关键还要以“零容忍”的立场来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为了违法违规的“一分钱”，不管制裁成本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