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印度人均GDP为1225美元，低于撒哈拉以南的1757美元的平均值。此后，印度人均GDP一直稳步增长，到2003年已经达到了2732美元。更加令人鼓舞的是，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071美元跃升到2003年的4726美元，几乎是印度的2倍。而且，根据官方的资料，中国贫困人口也从1978年占总人口的33％，下降到2001年的3％；或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的估计，按人均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线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也已经下降到了11％左右。
尽管人们对中国的扶贫措施一直存在争论，但数据显示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成就巨大。虽然印度的扶贫成果不如中国那样令人鼓舞，但其脱贫努力仍在继续。根据官方统计，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9－1980年度的占总人口的50％下降到了1999－2000年度的27％。由于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全球贫困人口已经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29.6％下降到了1999年的23.3％。
跟目前如火如荼的经济大发展相比，人们往往忽视了农业在中印两国农村和农业国家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国，农业改革是经济变革的起点，换言之，改革起始于大多数贫困人口赖以生存的农业领域，并从其中得到实惠；而在印度，改革首先从宏观经济调整、贸易和工业政策开始，但这并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随着改革的步伐，印度的农业增长率在1992－1996年度年均增长超过了4％，但这种增长并不持续，1997－2003年间下降到2％左右，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作用的发挥，农业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2005年，印度政府重新关注农业，期望给农村的全面改革和发展注入生机。中印两国的改革之路，既有相同又有区别，但同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在通过巨额投入和政策支持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以摆脱贫困，满足粮食供给。
中印的改革之路
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农业是中国经济改革和扶贫工作的特色。1978－1989年，中国农业改革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家庭责任制，给农民更多的自由来集中力量增加农业产量，然后再放开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市场。据称，农业增长率迅速增加，从1966－1976年间的2.6％跃升到1978－1984年间的7.1％。与此同时，年均农业生产力增长率也由近乎为零增加到6.1％。由于不断增长的进口价格的影响，1985－1989年间农业年均增长率回落到2.7％，但90年代的进一步改革又使农业年均增长率在1990－1997年间达到3.8％。结果，1978－1984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递增15％。
乡镇企业，也许是中国农业改革的创新杰作，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富活力的领域。小规模的食品加工厂、机械修理厂和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工厂，亟待满足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需求，并从数以百万计的不再务农的农民之中招募劳动力。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整个构架正在发生变化。1952年，农业对全国GDP的贡献率超过50％，到2004年则下降到14％。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却由几乎为零上升到1／3强。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农村的贫困人口，而且还给城市改革提供了动力，成为中国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引擎。
同中国相比，印度农业的发展有些不同。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期间，印度引进了高产小麦和水稻新品种，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结果，农村贫困人口从1967年占总人口的64％下降到1973年的56％，再下降到1979年的50％。源于“绿色革命”技术的农产品的收益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然后迅速下滑。70年代，印度对农业进口给予补贴，如化肥、灌溉用电。这类补贴有助于维持农业生产，但加重了财政预算。
从1990年开始，印度进行了一连串宏观经济改革。虽然这些改革起初并没有直接作用于农业，但由于激发了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对农业的私人投资，因此还是有利于刺激农业的发展。从1991－92到1996－97年度，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1％，从1987－88年度到1993年，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9.1％仅下降到37.3％，而到1999－2000年度，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7.1％。
9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开放农业。面对国际贸易中大部分农产品跌价的局面，农业增长再次放缓。从1997－78到2003－04年度，年均增长率2％。研究表明，农业发展越快，脱贫人口就越多。印度还需要刺激农业的发展，包括乡村道路，农田水利投入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教育，注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而不单单是粮食作物。
中印改革的经验教训
要尽快摆脱贫困，首先要进行农业改革
中国的改革加速了农业发展。从1978年到2002年，中国农业年均增长4.6％，而在1966－1977年度，年均增长仅2.5％。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1978－1984年，即改革的第一阶段出现了持续下降。农业GDP每年提高7.1％，而贫困人口则从33％下降到11％。
通过对农业实施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国能够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并在继续深化改革上取得了共识，而且，农业的繁荣有利于非农产业的发展。通过提供额外的经济收入，非农产业在1985年后成为中国迅速降低贫困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因此中国政府拓宽了政策变革范畴，着力进行城市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又触发了宏观经济改革，进一步开放了经济。
印度方面，尽管总体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很显然，农业的缓慢发展阻碍了摆脱贫困的步伐。由于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印度的改革始于宏观经济和非农政策变革。在90年代，改革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因为大部分改革集中在非农领域，所以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效果有限，农业政策变化仅表现在后期且局限在了几个方面。实践证明，只有农业牵头的改革才能更快地减少贫困人口。
改革要循序渐进，小心谨慎
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在扩大私人贸易和市场作用的同时，放松中央管制，简化政府手续。这样，他们首先就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激励和制度基础；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又开放了市场。研究表明，这些激励性改革，比如更大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家庭责任制放松农产品管制、提高收获物价格等1978－1984年间诸如此类的改革，
相对1984年后就市场自由化改革本身而言，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中国的激励式改革使得市场得以形成。与其他国家过渡方式不同的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中央计划的突然失灵。在产出品市场改革的同时，物价和投入品诸如化肥、农机、油品、种子和电力的改革齐头并进，经历了从国家控制配额和价格到大部分农产品由市场决定的转变。目前，政府的角色只限于投入品的质量控制上，对化肥、机械进口以及国产机械制造的补贴已经取消。在农田水利方面，国家仍然负责大型工程的投入，农民和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投入以及工程的后续维护工作。
这些令人鼓舞的改革成果，并非源于中国领导人的事前计划，而是源于他们的“试错”改革方法。他们并没有遵循事先拟就的蓝图，而是经过实践确定需要采用的措施。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项政策措施先试验，在选定区域后确信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后续措施接着跟上。这种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强化了市场制度和市场激励，开放市场，然后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逐步消灭贫困。
印度所走的不同的改革之路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印度农业的激励机制被严重扭曲，但农业领域的改革源于农业贸易的变革。印度农业的私人交易和大部分市场贸易过去甚至现在仍然被过多的规章制度所束缚。90年代中期，印度农业贸易的放松早于国内的激励制度和市场开放，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平衡。对低位运行的国际价格放松警惕，导致了印度在90年代加速了农业的进口，从而对国内粮食储备产生了空前的刺激作用。
改革激励应该优先于市场开放
中国的市场改革对其他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领导人着手改革的路径，首先是刺激生产积极性，构建市场经济高效运作的制度，之后再是开放市场。
在粮食充裕和自由农业贸易的情况下，扶持农业的政策往往容易自我满足，丧失原来的初衷。在印度，当初为了鼓励引进新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小幅提价并对投入品给予补贴，但这一激励很快失效，而且还要花大价钱支持收入增加。显然，一旦扶农措施功能发挥殆尽，就要及时废除，否则，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无效率和私人渔利，结果经济发展放缓，扶贫步伐放慢。
中国应该从印度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将来鼓励农业发展的同时，避免大量的无效补贴。
尽管印度的农业购销改革局部开展，但政府并非雷厉风行，因此效果
打了折扣，而且，因为基于1955年的基本商品法案执行过时的规章削弱了农业商业和私人因素涉足农业购销，所以无法拉动就业并提升效率。在食品需求不断增长和自由农业贸易的背景下，对此类陈规陋习的改革日益迫切。
小农经济在中国和印度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由于缺少充裕的资金和规避风险的相关信息，农民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印两国都在反思目前的农业方式和投入补充机制。他们应当让目标更明确，要有创新，采用适宜的粮食保险政策来保护弱势农民以免价格大波动。
另外，应该为农民提供信息、信贷等扶农网络。在这方面印度似乎比中国更胜一筹，尤其是在农村信贷和市场建设方面。印度的实践说明，小农经济的成长与繁荣有赖于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至于贸易自由，中印两国都降低了保护水平，但印度的平均税率为29％，中国则为16％，同中国相比，印度一直维持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较弱的出口定位。如果印度要保持8％的GDP增长率的话，它就要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发挥其理念、管理、技术方面的潜力。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开放农业贸易中的重建与调整会有得有失。由于进口增加，印度的食用油、中国的小麦和玉米缺乏竞争优势，价格下降，种植者蒙受损失。另外，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降低了农村收入，增加了城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机会。多种调整导致了第一产业规模的減小，无一技之长的农村富余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要是能进入可能赚钱的非农行业，农村人口就会逐渐富裕起来。在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方面，农村教育十分重要。同样，还要增加农村的研发投入和基础建设，从而提高生产力。
WTO成员在提高效率和运作改改革方面可以提供外部影响，尤其是在政府干预和缺少基础建设，诸如种子、化肥、农机、杀虫剂等可交换投入品的市场缺少效率时。WTO下各种协议的执行有利于政府提供服务相关信息、贸易便利、技术辅助以及政策法规相关标准和质量控制。WTO还为中国和印度提供外部环境，使两个大国携手共进，共同打造除美国和欧盟之外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起初阶段要提高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
中国和印度的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状况起初存在差异。1970年，印度人均期望寿命为49岁，中国为62岁；印度农村人口文盲率占70％，中国为49％。这可以归功于中国实行集体制度，政府给农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和教育措施。改革之初，中印两国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举步维艰，甚至有所退步。印度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危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而在中国，由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社会服务领域的管理上追求利润，供给部分不断私有化，政府补贴減少，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增加，造成儿童失学和医疗体系的脆弱。在规避社会服务私有化风险方面，中国也许应该向印度学习，政府应该为农村人口提供保障网络和福利项目。
中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到了印度的前面。1953－1978年，中国政府的电力投入年均增长27％，1953－1980年，中国农村电器消费年均增长也达到27％，1980－1990年回落到10％。印度农村的基础设施并未受到重视，尤其是在电力供应上，农村电气化和电讯联网明显落后于中国，阻碍了农业加工业和冷藏业的发展，农业加工业极其落后。
中国平均分配土地和承包制为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福利功能和基本的生存手段，限制了失地人口；而印度独立后的土地改革并不成功，相当多的失地农民处于失业和隐性失业状态。在目前阶段，印度照搬中国的土地制度似乎在政治上并不适宜，富有土地者和失地农民都需要明确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中国也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因为中国实行新的土地流转政策以保证土地集中利用的同时，土地分配可能更加走偏。
中印都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印两国虽然在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两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两国都面临加速发展、提高效率、保证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着重公共投入，促进高效农业生产力
在中国，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用于农业生产力的公共投入必须保证。公共投资的大幅增长似乎并非由于预算加大，因此，中印两国都应该使已存资源效率最大化。研究发现，中印两国在农业研究、教育和农村道路建设方面的投资还有更大的潜力。可耕种的土地潜力有限，因此需要农业科技发展来进一步提高产量。中印两国的公有或私营农业研发都初具规模，但管理这些机构要谨慎从事。为增加研究资金，中国通过公共研究机构的技术商业化来促进公共商业的发展，但通常容易导致和国有传统研究机构的重复研究。
中印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刺激了私人研究和专利行为，但两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中国专利的高昂保护费用抬高了专利申请的门槛。
在筹措资金、提高效率方面，公私合伙方式面临着大好时机，但私人研究更青睐高附加值的作物，集中在那些已经发达的农业领域。农业扶贫研究的潜力在边远地区，公共研究的投入应该集中在生活环境恶劣的贫穷农民身上，如印度的半赤道地区、多雨地区和中国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
过去政府投入水利灌溉主要是在大田灌溉系统，在农业增产、减少贫困上成效显著，但现在同样的投入并没有同等的回报，也许在雨水多的地区和传统观念上低潜力地区有更多的回报。事实也的确如此。研究表明，中印两国在多雨水地区的投入能得到更高的回报。因此，公私合伙研究机构在多雨水地区通过雨水收集促进了农业的“多色彩革命”，而不再是单一的“绿色革命”。通过制度和现存水利系统的管理改革，中印两国都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印度在水利用研究、和社区雨水收集等方面积累了有用的经验，这些经验应该用于促进农业发展和消除贫困。中国对水利设施加强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对作物产量、地下水位、谷物生产有促进作用。节水需要鼓励。低水价和灌溉机井的过度补贴助长了水的浪费和地下水的消耗。中国模糊不清的用水权和印度的水权和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制度，都导致效率低下，例如，长期的水市场不公，富裕的地主通过向更穷的耕种者出售水可以支付现代提水技术。但是，只要制度环境没有变化，增加水利用征费可能在中长期是不可行的。中印两国过去二十年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储蓄率，中国达到了45％－50％，印度则达到了25％－30％。中国有利于刺激投资的高储蓄率在国际上是一个谜，可能被高期望回报，如投资教育可以实现更长远的研究等所刺激。
促进农村多种经营和上下协调
8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都经历了从粮食生产向畜牧、水产和园艺的转变。中国70年代后期粮食自给和主要粮食产量超常增长是多种经营的前提条件。粮食丰产有余可以使政府供养更多的人口，并放松粮食管制，从重视水稻、小麦生产转而鼓励农民多种经营。但在印度，较小的价格补助人为地刺激了主要谷物的生产，非农商品的多种经营并没有得到鼓励，而且政策制定者加强了诸如家禽、园艺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投入，以期增加出口潜力，有利于农民经营，拉动内需。
对非粮食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农村的多种经营。没有生产、加工、市场的上下协调，即“从犁耙到餐桌”的多种经营的潜力就无法发挥出来。中印两国都要加强新产品研发的创新机制。印度订单农业的成功实践降低了农民的风险，促进了生产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农民收入和就业，值得中国借鉴。中国近年来实行的零售食品链和超市经验也有益于印度，而印度在这方面却限制外国投资，基础设施的瓶颈也限制了发展。
活跃的非农领域是农村多种经营的另一个方向。中国的经验富有启发意义。中国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其改革成功，尤其是在扶贫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农业之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多渠道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乡镇企业得益于改革早期形成的与城市市场的紧密联系。
印度的非农经济主要是由极小的、家庭经营的作坊主导，面向农村人口和农村市场。由于技术简陋，这些家庭作坊生产力低下，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低，缺少知识和技能，就业受到限制。农业生产规模越小，农业就业就变得越重要。增加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农民收入，需要更多的脱离农业的机会和向城市迁徙。
制定明确的反贫困计划，为贫困人口提供安全保障
90年代，中印两国认识到自由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后，对扶贫的安全保障的重视成为工作的重心。由于方向性和成本效益问题，扶贫资金和项目减少而且效率低下，但还是避免了贫困的持续和规模的扩大。按人均每天不足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中印还有3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其中中国有1亿多，印度有2亿多。
相对公共投入或剧烈的重新分配方案，如土地改革而言，扶贫项目更显得实际而灵活。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改革，使得财政政策在扶贫项目上出现了不足，印度实行的多种形式目标明确的扶贫项目，相对中国传统的宽泛的增加收入或地区扶贫的办法有更强的针对性。
除了政府外，在反贫困工作中，相对自上而下策略和多部门，诸如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援助来说，权力下放和参与方式更显有效。
在印度，地方政府的一种广泛参与的形式和各类民间组织在制定和执行反贫困项目中，能够确保项目符合当地的需求，不会出现较大的疏忽。
要使治理更加有效而透明
中印两国都想在政治上改革，但在实际中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方法。印度是一个“商量型社会”，不同的政治主张自由表达，政策制定基于各个利益阶层之下，因而决策之后往往有一段较长时间的议论。这样的结果是，长时间的繁文缛节延迟了政策的执行。这种适宜自由而且具有活力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减缓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中国是一个“动员型社会”，决策较快而且有国家力量动员支持，结果决策执行很有效。但由于在重大变革和改革前缺乏广泛的议论，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1958年导致大饥荒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随着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开放和不断繁荣，调和“动员型”政治结构和自由经济制度的矛盾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尽管乡村基础设施和其他重要公共服务很重要，但发展合适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中印两国政府都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缺乏透明和可量化性，对策中出现了大量的失误和效率低下。强化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可以实现财政持续和长期增长，可以通过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契约化等多种途经实现。运转有效的公共机构同样也需要足够的训练有素、积极肯干的人员和用于培训的投入。
由于制度环境和执法上的官僚主义，改革在执行层面就放慢下来。在印度，尽管有些改革如取消执照，但无效率的情况比比皆是。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在城乡流动方面放松了管理，促进了非农领域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对繁杂的人事流动制度放松管理。
最后，中国高度集中的政策贯彻落实为改革的有效进行提供了保证，缩小了分歧。在印度民主制度和高度多元社会下，很难达成一致，确定一个清晰的目标或过渡时间框架则更难，如逐步减少补贴、降低关税或涨价。这种情形在中短期内降低了改革的步伐。尽管民主和参与具有其内在价值，并不能仅仅是发展的工具。民主在促进经济变革和消灭贫困方面的研究是个复杂的课题。
结论
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释中印两国改革前的发展差异，如起初条件，后续及改革步伐，政治形式，制度及其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GDP的贡献率都比较低，但中印两国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和地区GDP的贡献
率很高，但对应的发展和扶贫目标并没有实现。这个事实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一个深刻的教训，它对现行政策方案的起初基础提出了疑问。资助或外援项目的效率问题揭露出政府缺少创新能力对扶贫开发的遏制力度。
中印两国在进一步繁荣的道路上面临许多挑战。继续发展是必需的，因为有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由于国民的期望值较高，没有发展或发展较慢都会使两国面临不安的因素。有限的资源成为两国发展的关键约束，两国的进一步发展都越来越依赖于能源的进口，而能源的前景并不明朗。两国同样饱受缺少之苦。因此，中印都需要高效率地发展，而且要投入科学和新技术利用能源和水，改革财政、金融、银行和公共设施系统。
中印度两国的改革和发展任重而道远，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巨龙已经腾飞，大象正在发力。两国要认清形势，鼓足干劲，实现既定的目标和国民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