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粮收购量过大，本来应该由市场确定的粮价被扭曲。”上述学者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也认为，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的初衷，是想通过粮食储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不是垄断性收购。
此时其他市场主体在市场上寻求粮源的时候，他们发现不得不面对一个似曾相识的计划统购的执行主体。几年来一直处于粮食流通体制幕后的中储粮一亮身，便给市场一个下马威。
双重垄断的嫌疑
最低收购价的政策设计在逻辑上无懈可击——通过中储粮在市场上的主体作用，调控粮价，保护农民利益。这个思路明显符合我们20年多来粮改形成的既定思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流通体制。
但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却客观上鼓励中储粮及其委托企业多收粮食，根据《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除收购小麦所需贷款由农发行足额发放外，收购费用为每市斤2.5分，另外，临时存储小麦保管费用补贴标准为每市斤4分／年，其中3.5分为委托收储库点的保管费用，0.5分为监管、质检和跨县集并等费用。也就是中储粮收购粮食量越大，企业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
此时中储粮化为两个角色：一个是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中储粮，一个是身兼托市收购政策工具的中储粮。两者在此找到了完美的结合点：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多收粮食以托市，企业自身多收粮食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盈利。
但一致的目标并非自始至终。两种角色在某一点开始出现背离———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一旦达到保护粮食价格的政策目标时，收购行为应该停止。而作为企业的盈利冲动，多多益善则是其追求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政府对于粮食的市场价格的动态监测还达不到如此精确。
在价格监测缺位的背景下，收购的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一个有自负盈亏责任的国有企业手中，最终的结果是，中储粮在3个月时间里，将60％的小麦商品总量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形成垄断性收购。此时农民手中已无多少余粮，而面粉加工企业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并无多少原料储存。
粮价自8月份就出现上涨趋势，但是11月初，上涨的速度还是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食用油和面粉价格涨幅超过10％，同时带动大米价格上涨。
为平抑粮价，国家粮食局自11月开始，通过5次底价拍卖的方式，向市场放出500多万斤吨小麦，以缓解市场压力。据了解，拍卖价格的底价不会低于最低收购价和仓储成本。中储粮实现了顺价销售。
但是，拍卖到小麦的面粉企业却发现不能顺利地拿到小麦。“因为国储库有财政存储补贴，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部分库存一旦被拍卖出去，这部分补贴就没有了，”业内人士分析说，“因此被委托的出库单位并不十分情愿出库。”根据规定，中储粮200个直属库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他们同样有盈利冲动。
12月7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发出了《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的特急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对不按照合同约定出库的承储企业，由国家粮食局取消其承储资格，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小麦加工企业不得不面临一个类似于过去计划统销主体的中储粮的垄断性销售。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因为销售垄断，现在储备库特别强势。粮食在运输的路途中有损耗，一般30吨一车的散装粮损耗要在60公斤以上，以前双方可以协商对损耗各分担一半，但现在则全由买方来承担。
而且出库的费用在大幅上涨，根据粮食竞价销售的实施细则规定，出库费用上限为30元／吨，一般情况下正常的出库费是2~6元／吨，而现在一律是30元／吨，毫无商量的余地。
业内人士认为，此时中储粮的角色实际上已成为粮食市场统购统销惟一主体，而这个主体却并非市场培育而成。这种统购统销的局面恰恰是我们1985年粮改革以来一直试图打破的。“中国粮食流通领域恰恰缺少的是一个真正市场主体的粮商。”徐小青说。（P1193312）
■背景
求解粮食流通体制难题
自1985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间数次反复。但是国有粮食企业一直被政策设计者当作粮食流通体制中的主渠道，国家的宏观调控都借助其发挥作用。
1998年前，旧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粮食经营巨额亏损，据审计，1992年4月1日到1997年5月31日，累计亏损挂账1000多亿元，挤占挪用等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数百亿元。
1998年6月3日，又实行旨在拯救粮食企业的“三项政策”，即坚决贯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国家的目标是明确的，一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二要国有粮食企业扭亏为盈。然而这两个目标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粮食供给显著过剩的情况下，国有粮食企业敞开收购却无法做到顺价销售，库存保管成本则由于政府提供超储补贴而得到补偿，由此，更激发了企业的囤储惜售心态。结果造成新增了上千亿元的巨额亏损挂账。
2006年中储粮的最低收购价操作方式似乎解决了1998年的困境———成功托市同时又顺价销售。但是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李思恒认为，这是在国际粮价上涨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完成。
今年9月26日，中储粮原总经理、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在一个粮食论坛上指出，最低收购价定得较高，其结果是市场价格长期运行在最低收购价之下，使最低收购价变形定购价格，取代了市场价格。较高的最低收购价很可能刺激农民进一步增加种植面积，为明年带来更大的压力。
“应该改粮食流通补贴为生产者补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说，按世贸组织规则，价格支持是“黄箱”政策，数量上有限制，仅能对全部粮食产量的8.5％进行补贴；而直接补贴农民是“绿箱”政策，不受限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黄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