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广州市生猪屠宰检疫和违禁药物检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两天内，广州四大肉联厂81头“瘦肉精猪”在“现检现杀”的新规下落网。
新规一出，“瘦肉精”的监测可信度有所提高，但市民对“问题猪肉”的警惕，却绝不会因此放松。
一头猪从养殖到餐桌走过哪些环节？谁来保证“瘦肉精猪”不再流向市场？在现有的监测措施下，究竟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据调查，广东的“瘦肉精”监测从养殖到市场涉及三个环节、三次检测、多个部门。
第一个环节是养殖，由基层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负责监管。生猪出栏前，养殖户报检到所在地的兽医站，检疫人员上门检测，给合格的猪打上标记，开具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消毒证明、非疫区证明等。证件齐全后，生猪就具备了出场资格。
养殖环节的产地检疫既是“瘦肉精”监测的第一道关口，又是滥用“瘦肉精”的唯一源头，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源头”监测意义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环节是屠宰，正规的交易流程要经过生猪批发市场和屠宰厂两个场所。生猪通过流通商进入生猪批发市场，市场所在地的动物防疫监督所(站)负责抽样尿检，合格的生猪方可屠宰。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部门负责检疫，工商部门负责市场管理。
屠宰环节的宰前检测是目前控制“瘦肉精猪”流向市场的最重要关口。
第三个环节是流通，主要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管，农业、质检等部门也参与其中。从屠宰厂出来的合格猪肉产品必须“两证”齐全，即屠宰场开具的“畜产品检验合格证”和动物防疫监督部门开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进入市场后，工商等部门采取不定期抽检的方式，监测猪肉产品质量。
流通环节是猪肉产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个监测环节，也是最受关注、矛盾最集中的一个环节。
如此看来，似乎广东的“瘦肉精”监测程序缜密、严谨，但为何如此层层设卡，还有“漏网之鱼”呢？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由于目前“瘦肉精”的监管上缺少强制性规定，每个环节的监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漏洞，监管的制度缺失令人担忧。
养殖环节——
产地检测目测为主
阿强(化名)今年18岁，是镇上最年轻的兽医，他的检疫员编号是“12”。于是在他检过的每头猪的耳牌上都刻下两串数字：化州市石湾镇的邮政编码和他的检疫编号。
阿强说他几乎每天都在和猪打交道，主要工作就是过称、打耳牌、开条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阿强说，其实是个体力活。
“条子”就是“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是生猪走进批发市场和屠宰厂最重要的通行证。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养殖户拿到“通行证”的手续并不复杂，只要打个电话到兽医站报检，阿强和他的同事们就会上门，给要出栏的每头猪称重、打耳牌，然后养殖户就可以到站里交款、开条。
10月19日上午，阿强在官禄村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一养殖户42头出栏生猪的检疫。记者在现场看到，阿强的检疫基本上是“目测”，没有采集尿样，检疫的结果是100％放行。
如此检疫如何能够与“合格证明”相匹配？产地检疫标准究竟如何规定？
据了解，目前我国现行的《畜禽产地检疫规范》(GB16549－1996)中并没有检测“瘦肉精”的项目。这部法规制定于1996年10月，实施已有10年之久。
同样，在2002年7月正式实施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中，也没有将“瘦肉精”检测纳入产地检疫的范畴之内。
“瘦肉精”检测在产地检疫环节中，无法可依。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即使具备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的生猪，在屠宰或流通环节被检出“瘦肉精”超标，也只能追究养殖户的法律责任，而无法追究检疫员的“失职”之责。
但是在阿强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即使政府给了这样的职责，他们也无力担当。
记者在兽医站看到，除了一台存放药品、疫苗的老式冰箱和几张桌椅外，站内几乎没有任何家当，更看不到检测仪器和设备。
一位负责人透露，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畜禽的产地检疫费、防疫费几乎成了站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每头猪收取7元钱的费用，只能够勉强维持站内十几名兽医每个月平均300－400元的工资。
“这两年养殖户都信不过我们给打疫苗、治猪病”，阿强说。
屠宰环节——
强制执行抽检率低
10月20日下午，记者在广州嘉禾生猪批发市场见到叶远明时，他刚刚采集完尿样，沾满了猪尿味的工作服还没来得及换洗。这位白云区兽医防疫检疫站负责人和他的10位同事承担着整个白云区所有畜禽防疫检疫的工作，“工作量相当大”。
当天《办法》开始实施，明确规定：屠宰厂(场)应对待宰生猪进行盐酸克伦特罗(即瘦肉精)等违禁药物含量的检测。
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从地方立法层面解决了屠宰检疫中违禁药物检测无法可依的局面，使得“瘦肉精”监测有了强制执行的依据。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按屠宰检疫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实施屠宰检疫”，而现行标准仍沿用1997年12月国务院签发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该条例并没有将“瘦肉精”检测纳入其中。
叶远明介绍，在《办法》实施之前，由于屠宰厂缺乏检测设备等原因，动检部门只能在批发市场不定期地抽检生猪，但是检测时间长，等结果出来后，“瘦肉精猪”可能早已经进入农贸市场，上了百姓的餐桌。
《办法》要求，屠宰厂必须设置宰前检疫室供动物防疫监督使用，待宰生猪必须在每日15时前进入待宰间，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比例对生猪采集尿样，进行快速筛选检测，对其中呈阳性的样本再作酶联免疫吸附检测，以最终确定“瘦肉精”是否超标。
当晚23时之前，动检部门要将检测结果通知屠宰厂，以确定待宰生猪是屠宰上市还是无害化处理。但“按时完成抽样检测的难度很大”，叶远明说，当天嘉禾市场内1300头待宰生猪的62个尿样采集工作直到16点30分才完成，而抽检率刚刚接近5％。
据了解，每个样品快速筛选检测的成本是20元，定量分析的酶联免疫检测成本70元。按照这样的成本核算，广州市下拨到检疫站的全年40万元专项检测费用，只能检4000－5000个样品，而嘉禾生猪屠宰厂一年屠宰生猪44万头，检测比例可能还达不到1％，按照新《办法》当天的检测比例，现有的经费全年只能检测65天，其余的300天仍无法落实。
流通环节——
工商抽查边堵边漏
10月20日上午11时，广州东兴肉菜市场梁经理拿到了工商部门抽检合格的通知，“这是一周内的第二次抽查”，梁经理说，猪肉产品中“瘦肉精”残留量是每次抽查的重点。
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吴晓曼副处长介绍，广州市场上猪肉质量安全监测主要由各级工商部门负责抽检，目前市工商系统共配备了13台快速检测车，各个分局都具备“瘦肉精”监测的能力。
吴晓曼认为，流通环节的“瘦肉精”抽检只能是“亡羊补牢”，如果不从源头上把好关，很可能“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据介绍，“瘦肉精”检测的成本高、周期长决定了工商部门在流通环节的抽检比率不会很高。目前确定猪肉产品中是否残留要2个小时，确定是否残留超标要7－8小时。当确定有残留时，“问题猪肉”可能早已经上了百姓的餐桌，甚至已经引发了中毒事件。
流通市场与百姓的餐桌距离最近，“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流通环节，却忽视了对生产源头的监控”，吴晓曼说，此时再来监管，为时确有些迟晚。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屠宰后的猪肉进入市场后，监管部门突然多了起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包括农业、质检、食品、卫生、工商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到市场上抽检，也都有资格发布权威的检测报告。
多头管理时常会带来“没有问题谁都不管，有了问题都来罚款”的混乱局面，另外市场监测信息的资源共享也存在一定问题。
业内人士预测，在“瘦肉精”能够给养殖户和猪贩带来丰厚的非法利润的背景下，“瘦肉精猪”仍然存在生存的空间，监管工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