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表现出了非常配合的积极姿态。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今年5月转发省经贸委、财政厅等13个部门的一个联合通知，从税收、证照办理、规划等方面出台具体政策，扶持“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
“这种发文形式效力比省政府发文更高。因为省政府发文对各部门来说是‘要你做’，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是13个部门‘你要做’并且‘签字画押’，没有讨价还价余地。”金德水说。
中国乡村能否走出“沃尔玛”？
在采访中，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对记者说：“美国的沃尔玛就是从农村小店起家，发展成全球第一的跨国零售商，现在的‘农家店’里肯定能走出中国的‘沃尔玛’。”不少企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其实，不少本土商业连锁企业，正在依托农村市场发展壮大。如总部设在浙江慈溪市的“慈客隆”，是从县级供销社成长起来的农村连锁企业，已连续数年进入“全国连锁业百强”行列。该公司现有68家乡镇超市，42家农村便利店。
有的甚至在和跨国零售巨头的较量中丝毫不落下风。据记者了解，从县城起家、现又进军农村乡镇的“苏果”，在其大本营——南京，它的强劲发展势头已使部分外资大卖场的业绩开始出现负增长。
“本土企业的心气儿很高，这是好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部长邹天敬笑言。他认为，开拓农村市场与城市相比有很多不同，如不同区域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差异较大；农村地域广阔，网点分散，物流配送也与城市有很大不同等。本土企业比跨国零售巨头们更有优势进军农村市场，应当抓住国家“万村千乡”工程的机遇壮大自身。但邹天敬也指出，从农村市场实际看，区域性、中等规模的企业可能更有优势。
商务部研究院张育林副研究员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本土连锁企业最终也要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但必须注意的是，沃尔玛的成长经历，与中国本土连锁企业有众多不可比之处。如，沃尔玛发展初期面临的竞争并不激烈，而中国现在零售业已全面放开，相对弱小的本土商业直接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城市农村发展水平差距不大，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企业与沃尔玛成长时面对的市场状况差异明显等。”张育林举例说，连锁经营需要建立配送中心，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在农村市场开展连锁经营对建立配送中心要求更高，需要更科学的规划。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的地方出现了争项目、把‘万村千乡’工程当作政绩工程来做的苗头。中国乡村能否走出的‘沃尔玛’，应当是一个市场竞争、自然而然的结果。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拔苗助长。”张育林说，“地方政府应当将各种政策真正落实下去，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空间，通过市场引导企业进入‘万村千乡’。”
“外围店长”与农村市场环境之痛
黑黑壮壮的中年汉子欧阳天喜，是湖北仙桃市市郊大福村的一位“知名人士”。用他的话说，自己在当地老百姓中“还算有一定威望”。欧阳天喜还有一个身份——富迪公司在该村所开连锁超市“大福购物广场”的“外围店长”。
“富迪每月给我800元的基本工资，外加500块钱的活动经费。”欧阳天喜说，“工作嘛，就是负责打点超市的‘外围关系’。”
富迪董事长李俊明告诉记者，所谓“外围关系”，“就是有的基层政府部门时不时来收这个税那个费，正常的税费我们肯定交，但经常是不按法律政策乱收税费，这我们就受不了了，就需要‘外围店长’出面打点”。
需要打点的，还有“民间关系”。“有一次下面一家新超市店面刚装修完毕、货物摆放到位，但开张那天就被当地人堵了大门，15天后才开张营业。”李俊明说。他告诉记者，这些“当地人”既有同行也有地痞混混，当富迪到外地农村开超市时，这类“当地人”并不少见。
富迪每个农村超市除了负责店面管理的店长外，都聘了一个像欧元天喜这样“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外围店长”。李俊明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我们共有40家超市设在乡镇和村里，按每个店长每月1300元费用算，仅这一块成本富迪一年就要多支出60万元。”在去年，富迪的利润为660万元。
其实，在现代连锁业态“进军”农村市场的过程中，糟糕的市场环境是本土商业企业普遍感到头痛不已的问题。
有的基层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故意人为设置“高门槛”。湖南湘潭心连心超市总经理范华平对记者具体举例说，如在根本没有消防管道和水压的农村地区，当地消防部门要求超市购置上万元的消防设备，结果企业钱花了不少，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又如，有的地方路费、过桥费高得惊人，往往要吃掉企业毛利的2到3个点等。
地方保护也是块添堵的“石头”。开设一个新超市，需办理税务、工商、卫生等9个左右的证件。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企业在本地办理每个证件仅需一两百元，但在异地开超市办理每个证件需要两三千元的很常见。企业还反映，手续复杂、费用高不说，还不一定办得成。如果证件不齐，超市随时面临被罚款的风险，而且数额多少由罚款部门说了算。
标准的不统一，也制约了连锁经营在农村市场的发展。“万村千乡”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连锁经营向农村市场延伸，带动农产品销售，从流通环节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从农民散户手里收购的农产品，主要涉及农药残留量等方面的标准，比较难控制。湖南湘潭市副市长谭山平建议，商务部能否采纳卫生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某一个标准，最好不另出标准，以便于超市对农产品采购和销售的管理。
统一征税——现行财政体制下的奢望？
推进“万村千乡”工程、在农村发展连锁经营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是统一纳税的问题。”江苏省经贸委主任韩庆华说。他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连锁企业的税收应由连锁企业总部所在地政府向连锁企业统一征收，非独立法人的连锁超市、店面不用单独纳税。“这一点，早在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经贸委的相关文件就已明确，但目前很难落实。”他说。
湖北富迪公司董事长李俊明说：“尽管从理论上讲，是否统一纳税不影响连锁企业的税负总额，但很容易给乱收费打开方便之门。有的地方政府部门不按法律政策，‘拍脑袋’乱收、多收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并不少。”河北心连心超市董事长贾冬梅说：“不实行统一纳税，连锁企业下面的店面还要准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解决税收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那么，本土企业统一纳税究竟难在何处？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早阳分析认为，其中有地方政府部门不当观念认识、错误政策操作的因素。“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连锁企业在我这个地方开店挣钱，我就应该收你的税；如果你连锁企业都把税交给了企业总部所在地政府，那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在我这儿开店。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乱收费、吃拿卡要等错误行为。这种认识和行为，只看到了现实的、短期的税收收入，没有看到在农村开展连锁经营对本地农村经济发展、拉动内需、促进解决‘三农’问题等长期的效益。”
但张早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更应看到深层次体制性的因素——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当前基层财政的现实状况是，供养了数量远超过其承受能力的人员。这种‘吃饭财政’的特征，是连锁企业统一纳税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现行财政体制的约束下，有的地方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适当“变通”，尽可能为连锁企业“统一纳税”创造便利。
韩庆华说，南京市已经在市区内实行了连锁企业统一纳税。浙江则走得更远。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告诉记者，浙江省已出台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统一纳税制度。连锁龙头企业在省内实行跨市县经营，凡与总部电脑联网，由总部统一采购配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不设银行结算帐户、不编制财务报表和账簿的直营店门，可由总店向其所在地税务机关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连锁企业实行统一纳税后，所属地区间财政利益由省财政厅制订调整办法。
“我们希望能早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连锁企业统一纳税，这样本土连锁企业就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更快成长。”苏果超市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