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如皋市，苦恼于假酒丛生。对这里的白酒造假现象，媒体没少口诛笔伐；监管部门也没间断过打击。然而，它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据《中国消费者报》4月20日报道，今年一季度，单是如皋的磨头镇，就被查处假酒案件108起，涉及假酒的生产企业31家、地下窝点67处、经销单位10家；而“3·15”前夕，江苏省工商、质监部门仅两次在该镇查获的假酒、假包装，就要用20辆大卡车才能装完，数目之大令人惊讶。
就连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皋假酒确有多年历史了，政府也一直毫不手软地在打击，可为什么它还是‘屡打屡发’？”
对此，如皋市质监局的负责人回答说：“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做假酒有利可图，且违法成本较低；而说复杂，则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或某个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
刑法“镇不住”造假者
郑圣中和柳明凤夫妻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会在如皋众多造假酒者中成为最早被判刑的。
郑柳二人是南通陈香酒业有限公司（下称“陈香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在如皋假酒制造的链条中，他们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通过分散制造、包装、储藏，结成了家庭间的连锁制售网络。而他们最终却被处于这个链条中的一户村民家的账本“出卖”了。
在今年1月的一次打假行动中，稽查人员共发现了13户制假窝点，其中有7个围绕陈香公司在生产。而其中一户的账本上清楚地记录了帮助该公司制假的时间、数量、工钱数额。他记下这些本是为了年底好跟陈香公司结账，不想却成了该公司的罪证。
“如果不是那个账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我们还很难对他们进行刑事处罚。”如皋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孙锋告诉记者。
郑柳二人4月15日被抓获。在被刑事拘留后，他们交待：自2001年7月至2004年年底，他们制造和销售的假酒，货值共计约33万元。
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定罪标准至少是销售货值达到5万元。而孙锋称，他们此前在如皋还没查到过假酒单次销售货值满5万元的，多数情况是在生产地查到尚未销售的假酒，而在这种情况下，货值必须满15万元才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且这一标准是针对单次查获数值而言的，对于分多次查获并已给予行政处罚的不能累加计算。“正因为如此，刑法对于制假者的震慑作用很小。”
据悉，如皋迄今尚无一人因制售假酒而被判刑。
另外，如皋假酒大多以食用酒精勾兑而成，这与使用工业酒精造假有很大不同，后者可能“闹出人命”，所以违法的成本较大；而用食用酒精勾兑造假的人，即使被判刑，刑期也不长。因此孙锋说：“违法的成本太低、利润又很大，自然容易引人铤而走险。”
处罚弱，执行难
刑事处罚的“门槛”偏高，并不是打击如皋假酒中碰到的惟一问题。
很多人，包括许多媒体都认为，如皋假酒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地方保护作祟。孙锋对此予以了否认。他对记者称，由于制售假酒的行为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其收入根本不缴税，对地方财政没有贡献，所以当地政府不可能对其给予保护。相反，从全社会角度来看，制售假酒败坏了如皋的声誉，影响了如皋的形象，政府也是“恨之入骨”，多次整合各方力量，对其围追堵截，严厉打击，从不姑息。“但是，在打假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就远非基层政府所能解决的了。”
据孙锋介绍，质监部门执法的依据主要是产品质量法。该法在1993年颁布时规定，对于假货处以违法所得1－5倍的罚款，当时所说的“违法所得”就是利润部分。2000年该法被修改后，处罚力度比过去加大了，规定对假货可处以货值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于制假者来说，依然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
孙峰还告诉记者，即使是数额不算多的罚没款，也很难执行到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制假者不主动缴纳罚款，执法部门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法院调查后发现，这个制假者根本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难以执行。今年初，最高法院又出台了一则司法解释，要求强制执行时必须给被执行人留足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就更难了。”
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如皋假酒之所以屡打屡发，除了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小生产意识，监管部门管理上有疏漏，打击力度不够等原因外，“法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滞后、不配套、威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惠娟联合35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修改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法律条款，把“双倍赔偿”变成“十倍赔偿”，“要罚得制售假分子倾家荡产”。
(鞠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