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当地一些执法部门过去的实际作为与“源头打假”的要求相去甚远。过去开展的多次打假，实际上是玩了一回“假打”的游戏。个别执法人员或因缺乏责任心，或因收受贿赂，或因熟人说情，对假冒伪劣的制售者存在各式各样的“假打”现象。
文章中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假打”比“不打”的危害更严重。首先，“假打”给制假售假者传递了一种信号：只要“运作”到位，造假售假也没什么了不起，从而助长了造假之风。其次，“假打”有着“打”的基本动作，假冒伪劣商品在“假打”之后，会堂而皇之地戴上“合格品”的帽子，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更具有欺骗性。
打假尤须治“假打”。要将责任追究制落到实处，对那些包庇、纵容，甚至参与制假售假的国家公职人员一律追究责任；对那些因为行政不作为或者消极执法，造成重大质量事故、人员伤亡的一定要严肃处理。一句话，要切实加大“假打”者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
文章最后称，治理“假打”，根本上要以规范严密、操作性强的制度措施来保证。目前，各种法规对“假打”者的责任规定多停留在“严肃处理”的模糊字眼上，至于怎么个“严肃”法还缺乏具体的规定。另外，多头监管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客观上给了“假打”者推诿责任的借口。比如在食品领域，尽管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等部门都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行使着明确的监管职能，但在实际操作中，职能重迭、监管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明确职能界定，细化操作规程，对关键产品质量管理，常设联合执法小组尤显必要。
(原国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