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水灭火，殃及池鱼
关于加征消费税的目的，国家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曾专门在全国白酒工作会议上作了说明：酒类消费税的调整，是按国务院在全国范围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要求进行的，必须严格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了使调税达到预期效果，必须采取相关措施来配合；这次调税力度较大，但消费税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执行过程中，企业可及时反映客观情况，作为政府下一步决策的参考。1998年，我国白酒产量580多万吨，销售收入485亿元，应征消费税125亿元，实际征税仅33亿元，税收流失近百亿。通过调研发现，流失原因一是白酒生产工艺简单，上马容易，小酒厂、土作坊瞒报产量偷税漏税；二是地方保护严重，一些地方对乡镇企业实行定额税制；三是有的企业采用设立销售公司的方式，规避生产环节消费税。经过反复研究，国家才作出了调整白酒消费税的决定。
显然，加征消费税政策的出台有其特殊的背景，国家希望新税制既要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能借这次调整达到规范白酒市场的目的。但从一年来税收增长有限以及一些大型白酒企业利润大滑坡的事实看来，目前白酒市场的现状似乎与调税的初衷并不十分吻合。
这些事实应当说还远不足以给加征消费税的利弊做结论，更不能把酒厂业绩的滑坡完全归罪于加征消费税，因为消费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作用”的时间，而且国家有关部门在发布调税通知之初也反复声明此次调整具有一定灵活性，可以根据实施的情况做进一步完善。但站在企业的角度，既然问题出来了，就无法回避，毕竟相当数量的酒厂特别是那些以中低档白酒为主要效益来源的酒厂确实面临着“一税之下，生死攸关”的境地，上述几家业绩大滑坡的上市公司恰恰都属于这类企业，他们原本也是国家守法的纳税人，更是所在当地的经济支柱，国家出于整治小酒厂的动机而制定的税制已经不幸殃及了这些企业，如果任其继续滑坡，那可真叫泼洗澡水连孩子也一块倒了。
因此，在新税制这个新规则下，抑什么，扬什么，还真的需要相关各方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政策与中国白酒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企业 “外购酒勾兑”是自酿苦酒？
人们普遍认为，新税制影响最大的不是从量计征，而是取消此前以外购酒勾兑生产酒的企业可以扣除其购进酒已纳消费税的抵扣政策，因为这项抵扣政策在实际运用中成了企业规避国家应收消费税的手段。
由于以外购酒勾兑生产酒来抵扣消费税的方式给国家造成大量的白酒税金流失，很多业内人士就把取消外购酒抵扣消费税的政策视作是对那些利用外购酒避税的企业的惩罚，但从客观的角度说，企业原本利用抵扣政策来少交税是在当时环境下的法规并没有明确禁止的经营行为，比如，酒厂在勾兑过程中有意减少自酿酒比例，尽量增加外购酒比例，就可以达到合法地少交消费税的目的。
这一现象并非如政府所说是“有的企业”在这么做，业内人士都清楚，这在全国白酒生产企业中相当普遍，而且越是大型白酒企业，外购酒的数量越多，由外购酒抵扣消费税带来的成本降低，也早已成为多年来企业产品价格定位的基本依据，由于价格定位的限制，中低档白酒利润率再高，其利润幅度也不可能和高档白酒相比，所以无论是内部挖潜还是产品提价，中低档酒应对因政策调整带来的成本增加都远不如高档白酒那样有宽松的缓冲余地。失去抵扣以后，因受消费习惯的影响，通过产品提价来缓解成本上升压力的做法在短期内的市场风险极大，更要命的是，提价还可能使正规酒厂在与众多小酒厂本已艰难的价格竞争中更处劣势，以至不得不把现有市场拱手相让，以后再想收复失地，不知代价几何。正因如此，新税制一刀切下，那些以生产中低档酒为主的企业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扶优限劣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了扶劣限优，难怪有的企业公开声言，避税非我之罪，而政府的做法却是有违“政策信用”。
与此同时，就目前中低档酒的市场状况而言，少数坚持不采用外购酒勾兑的酒厂并没有享受到新税制所带来的实惠，一是企业完全使用自产酒并不足以说服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品质产生更多的认同，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比采用外购酒勾兑的产品更具优势的竞争力；二是新税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并存的格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对无外购酒企业的影响同样存在，他们依然要面对非正规渠道的冲击；三是由于营销投入能力的差距，这些企业产品的品牌强势有限，即使新税制间接压缩了部分外购酒勾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他们也无力在短期内迅速填补市场空缺。
面对中低档酒的窘迫局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调税以后首先掀起涨价风潮的不是人们预计中的中低档白酒，而是以五粮液、茅台等品牌为代表的高档酒。据《市场报》2001年10月16日报道，调税后的3个月之内，山东、四川两大白酒产地的五粮液、茅台、剑南春等名酒每瓶销售价格上涨幅度达30—60元。对喝得起高档酒的人特别是那些公款吃喝者来说，价格涨几十元根本不在乎，而常喝中低档酒的消费者每瓶多掏几元钱也是很咬牙的事。所以，高档白酒纷纷借调税之名发“政策财”，中低档酒呢，宁可苦撑现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