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北京，中国会馆。
百事饮料国际集团中国区总裁朱华煦和中国区总经理李春佳，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只向几家媒体宣布了一个消息：8月2日，百事公司已正式向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仲裁，要求依法终止与其在四川成都设立的合作企业——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协议，要求合作企业中方就其违约违规行为给予经济赔偿。并于5日16：00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四川百事管理层。
一个“不大不小”的
纯粹商业行为
尽管朱华熙和李春佳一再强调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并且采用了“座谈会”而非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但百事可乐在中国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局面的事实说明，要减掉一个灌瓶厂决不可能是一件小事：他们只有13个灌瓶厂，还不及老冤家可口可乐一半。
经过近3个小时的座谈，在座的记者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百事方面要将此事称为“不大不小”。对于百事来说，与四川百事分手绝不是一件小事，但他们又特别害怕媒体将这一“纯粹商业行为”炒作为“中方与外方的民族斗争”的大事，所以，宁可保持一种低调。而且朱、李在说明情况时，刻意使用了“甲方”而非“中方”一词，目的是要将问题限制在商业范围内，以免引出“中方”与“外方”对立的概念。
据朱、李介绍，双方的矛盾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四五年前就有苗头，但百事方面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不愿在自己的系统中出现太大的震动。“我们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在一个地方推出一个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很不容易，我们希望在当地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下去。但忍让是有限度的。”
也许是因为只有27％的股份，分红比例太小才导致百事方面的“忍无可忍”？对此，朱、李断然否定。理由是，四川百事经过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才使百事可乐在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5％，成为该地区第一品牌，百事在华的13家灌瓶厂中也只有6家能达到这种业绩，终止合作对百事可乐在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及品牌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机会成本大大超过了分红所得。
据称，除此之外，百事在四川百事投入了100多万美元的注册资金，还向四川百事无偿提供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设备(30年后归甲方即中方所有)，并通过中国银行的一家信贷机构向甲方提供了为期3年的15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作为甲方的注册资金，加上近几年投入的2000万美元广告推广费，更重要的是还向四川百事提供了品牌特许经营权，可谓投入巨大，而获得的利润还不到上述投入之和的零头，终止合作损失太大。
百事：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朱、李说，百事公司进入中国已经20年了，这是第一次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与“甲方”问题，“我们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但这绝不是‘撤资’，我们仍然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尽管百事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合资合作企业也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四川这样的情况，百事在南昌和桂林的灌瓶厂也只占小股，在福州只占5％，但与当地合作得很好。”
那么，导致百事公司终止合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据朱、李解释，直接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搞不清现在四川百事中方合作对象的身份；二是四川百事已经到期的管理层拒绝退出；三是到四川百事进行财务审查时被拒之门外；四是四川百事长期以来违规现象严重。
朱、李说，四川百事是1994年1月由百事公司和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属下的四川省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合作成立的，并于同年得到百事公司的授权许可灌装生产百事可乐系列产品。对于百事公司来说，那时的合作对象身份是很清楚的。后来，根据有关规定，不少企业都与政府部门脱了钩，四川省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也在去年8月更名为四川韵律实业开发公司，但事先并未按合同规定通知百事方面，特别是现在中方的控股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都不清楚，与这样一个行为不可预测、透明度很差的对象合作，结果难以预料，合作如何进行得下去。
根据1999年四川百事董事会决议，管理层任期于2002年1月31日结束，连任或新任管理层须经双方(各有3名董事)一致认可。由于百事公司对该届管理层近几年表现不太满意，故未批准这一届留任，提出更换意见，但遭甲方拒绝。
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合资合作企业应定期向董事会提交经营及财务报告，但四川百事一直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为了检查四川百事的财务情况，百事公司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向四川百事提出到厂里进行审查的要求，但两次到厂，均被拒之门外。
如果说前三个矛盾通过某些折衷办法也许还能解决的话，那么，最终促使百事公司“忍痛割爱”的直接原因就是，“四川百事中方及四川百事管理层长期以来多次违反双方签署并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合作合同和协议，虽经长时间多方努力和协调，这种违背合同和协议的行为至今没有任何停止，从而导致合作的基础被彻底破坏。”今年6月，四川省审计厅对四川百事审计的结论也许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有多项违规操作行为，如果内部无法解决，建议通过法律途径。
此外，据朱、李介绍，董事会与经营层的关系则是导致合作终止的间接原因。
首先，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同时又是四川百事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此外，他既是甲方公司的总经理，又是四川百事的总经理。这是当初最大的失误，是一个代价很大的教训。
其次，百事公司在四川百事的3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中只占27％的股份，但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半(3个)席位的原因在于，无偿提供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设备和15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以提供无息贷款的方式来解决合作伙伴资金不足，这在百事全球事业中是破天荒的，因此，四川百事才不叫“合资企业”而叫“合作企业”(合作一方以技术、品牌和生产许可换得股权)。
再有，四川百事的高层经理中并没有一个百事方面的人，虽然曾经委派过一位副总经理，但上任后不久便被甲方在违反合同未经百事方面同意的情况下调离到一个次要岗位上，结果造成对百事对企业完全失控的局面。
双方已经存在严重分歧
为了解四川百事对此事的态度，记者通过关系找到了四川百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奉宪和主管此事的四川省广电局审计处处长王小英的电话。
四川百事接听电话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说，胡总出差了，他的秘书也没来上班，她本人也不是经理办的工作人员。记者要求她提供胡总的联系方式，回答是“不可能”。记者请她代为转达请求胡总接受采访的留言，并留下了电话，但直到发稿前也未接到对方的来电。
王小英处长在接到记者的电话后表示了相当的为难。他说，已经知道百事方面的决定，但还没有接到局里的授权，所以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如果回答就违反了纪律，希望记者通过“正常的渠道”向该局提出正式的采访要求。但他承认，“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尽管采访遇到了困难，但是，根据发生在2001年7月13日的一次所谓“密谋造反”事件，可以看出四川百事的中外双方已经存在不少的矛盾。
据报载，7月13日，百事在中国的14家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代表在成都开了一个会，议题只有一个——14家灌瓶厂的中方代表如何联合在一起应对百事在中国的“垄断经营”。
两个月后，牵头召集这次会议的四川百事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奉宪向媒体披露，那次会议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在百事可乐浓缩液涨价、市场区域划分、原材料采购等经营层面，中方已经同外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中方必须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分歧到底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1981年，百事公司在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灌瓶厂，那时，中国刚开始对外开放，对中外合资企业的设立有很严格的控制。百事在深圳的灌瓶厂采用的是中外合作经营的方式，即由百事公司提供品牌、商标和技术，中方出厂房、人力等。从1993年起，百事开始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逐步完成对每个灌瓶厂的投资参股改造，同时参与日常经营管理。1994年，百事可乐在上海成立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使百事在中国的业务与投资发展融为一体。这一投资性控股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百事可乐在中国的业务拓展取得重大突破”，百事可乐在中国市场的品牌价值也随之迅速提升，而中方也依仗百事的“招牌”获取了丰厚回报。
1999年以后，软饮料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促使百事加快了在中国市场的推广和管理工作。为了限制和纠正部分灌瓶厂一些不规范行为(指跨区销售)，百事加强了控制。四川百事中方最早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胡奉宪曾说过：“我们的意见越来越难得到采纳。”这里所说的意见难以采纳，主要指四川百事中方想开发自有品牌系列饮料的打算被百事公司“搁置”，以及对百事公司只顾自己赚钱不考虑承担风险的做法表示不满。
另外，从8月7日四川百事给百事公司的回函中也可以看出，四川百事对这几年与百事公司的合作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函中说。“长期以来，贵公司一直以‘救世主’自居，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贵公司的×××、×××等先生惯于玩弄幕后交易，欺上瞒下、混淆视听、误导舆论的伎俩，在处理争议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确实有辱公平、公正的合作原则。”
各执己见：已无和解可能
事情虽然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但是不是在仲裁之前还有可能达成和解呢？
百事方面说不太可能，因为已经拖了太长的时间。百事公司的律师说，仲裁估计需要一年半时间，费用约20万美元，而且仲裁的结果为最终结果。
虽然四川百事直到今天也没有给记者答复，但从它给百事公司的回函中可以看出，也无和解的意愿。
对于为什么选择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而没有选择一家国内的仲裁机构的问题，百事公司的律师说，按原来的合同规定，当双方合作出现问题时，既可以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也可以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百事方面选择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是因为考虑到其既非百事公司母国，也非甲方母国的“第三方”的地位。
四川百事对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没有异议，但对仲裁地点持不同意见。
那么，仲裁期间，四川百事的生产会不会遇到麻烦？
据了解，百事公司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的仲裁请求共有三条，一是终止四川百事继续使用百事公司商标许可证；二是停止向四川百事供应浓缩液；三是终止与四川省广播电视实业开发公司的合同。朱、李表示，在仲裁结果没有出来之前，百事公司将继续履行原有的合同，不会影响四川百事的生产。百事公司发表的公开声明中也强调，“我们相信百事公司与合作中方的问题通过法律手段将得到解决，我们希望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建立一个遵纪守法、彼此信任、互惠互利、决策透明的合作关系。百事公司对在中国及西部的投资信心不会受到影响。”
四川百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但在给百事公司的回函中表示，百事公司利用仲裁手段向政府施压并恐吓各灌装厂的意图要远甚于解决两公司之间纠纷的打算。“但是，我们认为我国各级政府是不会屈从于你们这种压力的，我们及其他百事可乐灌装厂也不会向恐吓低头……将适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中国国务院有关机构详细汇报百事公司的种种违法行为，以及其肆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践踏中国法律的行径，包括请求国家依据法律对其处以特别制裁。”
8年多的合作终于走到头了，其中的很多问题值得人们深思。（记者 董小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