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信托的快速发展与信托业自身的努力也密不可分。信托是中国金融圈里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生存条件更恶劣，也因此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在郑安国看来，信托业是开展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最“合法”的机构，信托公司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产品设计能力就是其最大的优势。
目前信托公司所涉猎的业务，多为其他金融机构不愿意涉及、或没有能力涉及的领域，社会上对此也一直存有疑虑，信托业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信托业的敢闯敢拼是不是存在隐患？
对此郑安国的回答非常中肯：“风险一定是有的，一则任何事物发展太快便会积累风险，二则大量信托业务实为融资业务，客观上有一定的坏账率。尽管信托与银行不同，完全由投资人承担风险，但就信托公司而言，高风险业务不应过度激励，信托公司的发展必须贯彻专业精神，确保内控机制的到位。”
郑安国说，一个行业的规范发展应当从制度建设开始，制度规范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业务流程的规范，以及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风险处置的问题，以前一阵热炒的资产管理公司接盘房地产信托为案例，郑安国认为，资产处置能为信托业提供一种风险分担和流动性的制度安排，在国外已经是一项成熟的业务，秃鹰基金就是专门投资不良资产的一类机构，“国内也一定有机构愿意来做不良资产处置，很多项目在当时是坏账，过了一定时间就可能变成好的资产，比如四大行股改时剥离的很多坏账，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有抵押的固定资产也随之升值，顿时坏账就成了优质资产。时间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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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投行手法
做融资类信托
推进利率市场化，如果是在银行体系内进行改革，显然风险过大；通过小贷公司来进行，体量又过小。信托公司无论从机制还是体量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现阶段应当发展融资类信托而不是限制融资类信托，但要明确，是以投资银行的手法来做融资类信托，才能真正发挥信托公司作为利率市场化桥梁的功能
截至今年上半年的统计，中国信托业的融资类信托比重为49%，郑安国表示，实际数据将近70%-80%。“因为很多投资类信托实则是经过包装的融资类信托，要解决该问题还需监管部门牵头开展行业工作，如对融资类信托进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定分类标准、按类别提取坏账准备、对不同类信托形式进行合理的税收安排等等。”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信托业融资类信托比重偏大的现象，郑安国认为，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在利率未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方面老百姓事实上被强制储蓄，一方面大量企业贷不到款。
“我一直都说，信托是利率市场化的桥梁，是金融改革的先驱。这是因为，信托业介于银行和民间融资之间，其收益水平更能反映真实的市场利率。中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区分开操作目标、中介目标、终极目标，在不同的目标实现阶段进行不同的政策引导。推进利率市场化，如果是在银行体系内进行改革，显然风险过大；通过小贷公司来进行，体量又过小。信托公司无论从机制还是体量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应当发展融资类信托而不是限制融资类信托，但要明确，是以投资银行的手法来做融资类信托，才能真正发挥信托公司作为利率市场化桥梁的功能。”郑安国说。
郑安国认为，信托业的风险并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商业银行承担了执行货币政策的义务，而且贷款不能做资本金，这样必然造成一些好的融资项目会从银行漏出。信托亦股亦债，利率介于银行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之间。如果融资方连这样的资金成本都不能承受，那就算不得一家好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