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口红效应一样，餐饮界里也有一个“3C”定律，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三个“C”分别指香槟(champagne)、雪茄(cigar)和鱼子酱(caviar)。虽然全是舶来品，在物质进一步富足的中国，前二者的效应已然显现，而对于鱼子酱的消费，专业的市场教化和传媒导向，才刚刚开始。
倪浩是个专业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灵筁斯饮食营销策划的总经理，负责卡露伽鱼子酱（KALUGA QUEEN）的品牌推广。
“caviar”是一个专有名词，在过去数百年来都是专指鲟鱼卵。有许多美其名曰鱼子酱的东西，严格说来，根本算不得是鱼子酱。那东西或许也是加工过的鱼卵，或许也有鲜美的滋味，但是，却可能出自圆鳍鱼、鲑鱼、白鲑、鳕鱼，或别的鱼类家族中某位怀孕的成员。在没有鱼子酱食用传统的美国，只要瓶罐上印有出产鱼类的名称，这加工过的鱼卵就可以当作鱼子酱来卖。法国对待食物这件事则很严谨，因此，鱼子酱定义之精确、严格一如香槟：只有鲟鱼的鱼卵才有资格制成鱼子酱。
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Caspian Sea）南北两岸俄罗斯或伊朗，里海是世界最大的内陆水域，也是鲟鱼的故乡，这里的海域蕴涵鲟鱼主食的特殊藻类，渔民在这个春秋二季捞捕雌鱼，取卵制作鱼子酱。俄罗斯渔猎鲟鱼的历史最早，12世纪时，俄罗斯鱼子酱已远近驰名，法国人吃鱼子酱那一套则是从伊朗皇帝那里学来的，寥寥几颗，就能被看成是炙手可热的春药。
事实上，全球对鱼子酱的需求愈来愈大，加上损耗性捕鱼，已严重危害野生鲟鱼的生态。其中最昂贵的Beluga（大白鲟）濒临绝种的程度，仅次于犀牛和熊猫。
这就涉及到饮食道德的问题了。在生态急剧恶化的现状中，人类的某些口腹之欲已经触碰了自然底线，不单是鱼子酱，还有鱼翅、鲸鱼肉、熊胆等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道德取舍很大程度是个人的事。依然有许多富豪追求野生鲟鱼籽的顶级口感，或者是身份象征。依靠走私的地下鱼子酱交易市场生意红火，一磅的Beluga Caviar售价差不多是10000美金；在美国高级餐厅里，一汤匙鱼子酱，得花费几百美金，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相当考验厨师或者餐厅老板的人脉和手腕，倪浩认为这并不简单，迪拜帆船酒店的行政总厨也和他抱怨过，所有的大厨都为稳定的货源而发愁，这种黑色金子越来越难搞到手了。
很多厨师将目光转向人工饲养的鲟鱼身上。人工饲养鲟鱼取鱼子已经有大概20多年历史了，俄国、北美和欧洲均有大量的养殖基地。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一件事是，近年来，这项产业正慢慢向中国转移。
卡露伽的鱼子酱产自中国千岛湖，这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成功案例。中国的湖北、浙江和黑龙江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鲟鱼养殖基地，形成了一条非常隐密的鱼子酱OEM（贴牌代工）产业。卡露伽为法国最高端的鱼子酱品牌Petrossian生产，并作为该品牌的中高端产品供应欧洲高级餐厅。
在现阶段，卡露伽的出身是倪浩希望模糊处理的一个话题，这种心态很好理解。就像Burberry、LV等奢侈品企业，坊间传言早就在中国设立了代工点，但在被抓到现行前，他们坚决不会承认的——中国制造的低廉印象会为品牌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尤其是在鱼子酱这块并未得到足够认识的领域，大多数人吃不出人工养殖与野生之间的差别，让倪浩没信心的是罐子上产自中国的记号，它足以吓跑一堆内心不够坚定的食客。
倪浩提供的数据是，现在国内90%西餐厅用的鱼子酱，都来自千岛湖卡露伽，与法国苛刻的农业原产地产证接轨，卡露伽有非常严格的产销体系，如果需要，你甚至可以查到每罐鱼子的母体，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
外国人反倒并不像中国人自己，对于自己生产的食物抱有强烈的怀疑心。厨师Sebastian Lepinoy来自香港湾仔永丰街里的米其林一星餐厅，他不是那种迂腐的原产地卫道士，“中国鱼子酱比里海大白鲟的鱼子酱好。你见过里海是什么模样吗？那里的污染严重极了。反过来，浙江的这个湖就没受什么污染，他们每两个月捕捞一次鲟鱼，鱼子酱非常新鲜。”
上海大热门的Madison 餐厅，和卡露伽合作多时，还推出了试验性的“鱼子酱星期三”，每10g价格88元起，让更多年轻族群有机会接触这种定价高昂的西洋食材。他们也可以自己选择，用波特世纪伯爵伏特加或者桃子雪葩汽泡酒来佐食本土鱼子酱。
对于厨师来讲，使用本土鱼子酱还有一个明显好处，Lepinoy把中国鱼子酱用到了自己烹制的几种菜肴当中，由于运输成本降低，虽然价格也不便宜，一般的西伯利亚鲟价钱在8000-10000元/公斤，但他用料的时候就可以变得大方些，——举例来说，他会在土豆沙拉里面加上满满的一勺鱼子酱，足足有12克之多，大多数餐厅都少于8克，在面对鱼子酱这件事时，小气的餐厅绝对占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