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多数改革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应该如何改革”，其潜在的假设是，改革的讨论者本身就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讨论者都是根据自己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目标体制的理解提出改革建议的，而这种对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目标体制的理解往往是基于个人偏好的。偏爱尊重个人自由、个人意志的分析者更愿意强调改革目标应该是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相反，偏爱社会的公平和秩序而非个人自由和意志的论述者则强调，中国未来经济体制应该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体制。问题在于，在不少的讨论中，参与者的个人偏好是隐藏的，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结论上。假设不同，结论是无法辩论的。
为什么说这些传统的、把个人对未来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理解设定为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做法必须要突破?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基本的社会政治格局已经从拥有一个相当权威甚至是绝对权威的改革设计者转向了改革者本身权威有限的局面。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权威性的现实情况。今天的学者、政府部门、政府高层的决策者，都不具备以往改革中的那种权威性。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利益已经相当多元化了。对比30年前，那时中国社会的阶层相对比较简单，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还有知识分子，而今天，这种简单的划分早已经不适用了。制造舆论、影响决策的，还有企业主、股民、有房阶层、无房群体、新进城的外来工，甚至还有部分境外人士。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具有绝对权威的决策者要进行改革，就必须凝聚社会共识，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强行推出任何的改革。
而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如何推进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问题已转换为如何识别社会上多数人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识别推进社会改革的约束条件。换言之，今天讨论改革的方式，应该从“我认为改革应该怎么进行”转变为“今天的社会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社会的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是什么，根据这些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如果我们进行了 ABC式的改革，未来的后果将是XYZ，而这种未来出现的XYZ的结果是否能够符合社会的基本偏好”。换言之，学者的角色在转变，从给社会开处方治病转换为给社会列菜单，帮助点菜，即通过理性的分析，告诉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改革有什么选项，每一个选项未来的后果是什么，而这些后果与今天相比，根据民众的口味，是更好还是更坏。
笔者认为，这才应该是学术界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进行讨论的基本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