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顶级葡萄酒能够风行中国，与它的送礼功能唇齿相依。主持过多次高档晚宴的张伦深有感触，中国送礼人的心态是“喝到了一定金额，才能上这个档次”，这样才能体现诚意。张伦向本刊记者多次提到“体现诚意”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诚意分为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礼品要值钱，另外送的东西必须是对方知道的、认可的，这样才够面子。相比于茅台等中国白酒来说，洋酒的价格量级更高，也似乎带着一种优雅的西方生活观。如果送的礼物对方不认同，不能引起共鸣，那么效果就达不到。送礼人需琢磨收礼人的阅历、喜好、财力、手中的资源等等。酒的价格是很明确的，对方一看就知道值多少钱，价格不菲的洋酒送礼效果不错。无论是什么礼品，最终本质上就是要达到对方认同的效果，能带来惊喜当然更好。
张伦细数自己作为洋酒专家接触到的高档消费，发现高级洋酒以公司消费居多，功利性的交际多，只有极少数是富豪间单纯的个人交流。“送礼的大小与反馈的利益大小直接相关，酒比起腕表、包这些物品，它是一次性消费，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更是真正的奢侈。”
在他主持过上百场的高级晚宴中，一桌喝两三瓶洋酒是比较文明的喝法，多数人开始比较文雅，但是喝到一定性质上开始像喝白酒那样频频干杯，一桌消费几万元的洋酒并不少见。有的晚宴一桌10人，平均每人洋酒的消费以万元计。
张伦发现，对于送礼者来说，也存在一个性价比高不高的问题。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与官职大小直接相关。送礼也分为“细水长流型”或是“立竿见影型”，虽然国内真正欣赏干红的人很少，但是并不妨碍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高档交际圈中的必需品。
与顶级洋酒消费相映衬的，是一些隐秘的私人高档会所。张伦发现，公众所知道的高档会所只是冰山一角，北京离市内不远的地方，就隐藏着一些会所，从外观看多是矮矮的灰楼，考究却不奢华，毫不显眼。但是进到内里另有洞天，会所每一寸设计都精雕细琢，投资额巨大。“在一些私密的社交场合，见到高官以及太太的装扮非常奢华，拎着高档名牌包，但是这种场合是让他们绝对信任的私交场所，不会暴露在公众面前。这往往是一些大财团或是地产商建立的，作为财团或个人的社交平台。公众能看到的都不是真奢华。”
这种聚会每一次都会有个噱头，比如请来了某高官、某个著名的商业领袖，某个特别火的大明星，或是主人弄来了一瓶少见的罗曼尼康帝请大家来分享。有时候会是一场很小型的私人音乐会，请来知名的艺术家只为几个人表演，有时候也会是非常高端的主题演讲。
在这种场合，交往早已不是单纯的情感联络，社交平台的主人是搭建这个小型网络的关键人物，他们把圈中的资源汇集在一起，成为资源交换和维护的核心。平台的主人往往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能够提供交际成本，用资源来维持资源，成为一个资源库的运作者。
在这个社交圈中，人和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相求关系，也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比如某个官员在特定领域拥有绝对权力，但是他可能会遇到其他领域办不成的事情，平台主人就能在别处寻找到这种资源。一些地方大员会定期往高级的交际圈里送上地方上的奇珍异宝，或是在地方接待中去吃顶级厨师烧制的地方时令宴席，欣赏不对外的国宝级藏品等等。奢侈物品是交际圈中基本的点缀品，也是女性领袖们聊天的共同话题。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尚意见会被别人接受和效仿。从这个角度来看，再顶级的进口葡萄酒，此时也只是个附会交际需求的工具。
奢侈品的奢侈方式
“当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怎么总是两个男人一起逛奢侈品店。后来才知道，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兰达·扎德哈（Radha Chadha）是亚洲的奢侈品牌专家，2009年《纽约时报》记者采写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故事时，记述了他的观察。写这篇稿子的大卫·巴勃扎（DavidBarboza）发现，这几年每逢“两会”期间，北京的国际奢侈品店能迎来一个销售高峰，给官员送礼的风气会在此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北京奢侈品店的人并不乐意公开回应大卫·巴勃扎的问询，但是在私下的采访里，奢侈品店的服务人员会透露，一般都是一个企业主和一个政府人员一起过来在店里设立一个账户，这个账户的名字可能是某官员或他的家属。这些官员和家属来店里购物时，只用报出自己的账户，就能随便挂账了，自会有人买单。也有专门的中间人帮着购买。政府官员尤其喜欢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的西装和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的鞋。
某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奢侈品店的常客，一位LV店的销售经理提道：“真正有钱人不会在乎那么点钱，选择大老远去海外购物。当然，选择国内专卖店购物也有好处，很多奢侈品可以开礼品、办公用品的发票。”古驰的包、爱马仕的围巾、万宝龙的笔和价值3万美元的镶嵌钻石的瑞士手表受到送礼者的青睐。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近几年以超过20%的年均速度递增，号称中国消费者挽救了不少深受全球金融危机之苦的大品牌。根据贝恩咨询公司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调研报告，中国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增长从2009年下半年起开始加速，全年市场规模达684亿元人民币；2010年上半年，市场增长保持强劲势头，2010年人民币市场规模增长率预计将达约23%。
腕表和箱包领跑着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增长，在2009年后，中档价位（2.5万～5万元）腕表推动了腕表品类的强势反弹。在贝恩的调查问卷中，他们特意针对中国市场设置了礼品用途的问题，得到的结论是有25%的消费者出于礼品需求购买奢侈品。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的奢侈品是一个男性占主导的市场，箱包作为主要的个人和商务礼品馈赠之选。而银行推出易付卡作为馈赠卡来用；匿名卡有不同面值，可在境内外接受银联卡的零售门店使用；其他服务公司如百货零售店也推出了类似的匿名购物卡。这些购物卡越来越普遍地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收卡人能自主选择想要的品牌和产品；礼品现金卡正越来越受到青睐，它的出现令馈赠礼品品类和品牌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都使得奢侈品的礼品消费在中国变得简单易行。
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婷博士也十分肯定，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成为商务礼品的风气非常明显。中国人喜欢买大牌的包、腕表、香水化妆品作为礼物，也有人把珠宝首饰作为礼物相送。“送礼人想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认同，国际品牌是个价格和质量都有保证的选择。”她告诉本刊记者，她们的奢侈品研究中心正在做一个覆盖人群比较广泛的奢侈品消费调查，调查对象包括2000位中国富豪，500位媒体人和500位奢侈品牌在中国的市场总监。她们将中国富豪按照资产状况分为几个不同层面，比如总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1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1亿元人民币、1亿～5亿元人民币、5～10亿元人民币和10亿元人民币以上。问卷将调查这些高资产人群对奢侈品的消费偏好、自用还是送礼，对品牌的态度等等。
虽然具体的数据还未出炉，周婷向本刊记者提到她的感受，奢侈品牌来中国一定“乱”，这个乱是指中国市场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从消费能力到消费喜好的差异很明显。
比如LV、GUCCI这些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牌，它们早期也为培育市场付出了成本。现在这些品牌有意识地转战中国二、三线城市，因为一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少已经开始寻找更为独特、小众的牌子，而二、三线城市对这些品牌的崇拜度还非常高。另一些新进入的顶级品牌，有些直接进入二、三线城市，只是在一线城市开设了几家形象店。二、三线城市消费奢侈品的风气非常盛行，有些地方甚至比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对某些奢侈品更有消费力。这可能说明隐形富豪未必集中在一线城市。中国人买奢侈品的心态和炒股、买房类似，都是买涨不买跌，爱马仕在中国涨价厉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经过前几年的简单迷信后，周婷发现，高资产群体购买奢侈品的自用比例在提高。一线城市购买奢侈品的人群比以前更加成熟，不再简单迷信闪耀高调的品牌，开始欣赏更为低调和个性化的、不太为多数中国人知晓的大牌。现在一线城市更流行BV，更加低调、更注重材质和设计感。资产1000万元以下的群体更多地把奢侈品作为礼品来购买。买首饰的基础款、香水化妆品等，看中大牌的名气和品质。
一些国际大牌推出的小件，在中国的商务礼品市场很受欢迎，比如男装品牌推出的袖扣、领带、签字笔、小型皮具。万宝龙、卡地亚推出的限量版腕表非常受欢迎，中产阶级的消费更LOGO化，希望自己购买的品牌和价值能一眼被人识别。人们也会根据朋友的层次、能量的大小，阅历是否广泛，有什么爱好，来决定礼物的种类和价值。
2008年孙亚菲萌生出创办奢侈品购物网站时，主要是看准国内很少有奢侈品的购物网站，多是不太规范的海外代购，她希望通过专业正规的品牌销售占领市场。现在作为第五大道奢侈品网CEO，孙亚菲几年做下来，发现商务礼品在中国奢侈品消费中占的比例非常大，“公关公司或是银行来批量购买一次礼品，往往是几十万或几百万元的额度，比零售奢侈品的效率高很多”。她发现，欧美国家没有商务礼品的风气，奢侈品在中国的商务礼品化尤其明显。欧美国家的商务关系维护可能通过酒会、看演出这些来体现，但是中国人是非常直接的赠送贵重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