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自古就被誉为进补佳品，那么，什么参是世界上最好的?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高丽参。高丽参优于中国人参的观念，在国际甚至中国广为接受，韩国的高丽参一直占据产业高端，其整体销售价格比起中国人参一度高出15倍之多。
价值的分野，从种植和收购的环节便已经开始。其实，单从技术层面，两者差距不该这么大：高丽参与人参同科同属，皆生长在长白山脉。以园参(人工栽培于园地的人参)为例，中国人参和高丽参同样培育6年以上，经历相似的加工过程。韩日、欧美的国际药商，每年都会批量引进中国人参，作为转口、加工、造药之用。
人参号称“百草之王”，30年来，中国人参在中药材产业的种种风浪中一度屡受重挫，以至“百病缠身”——种植、加工到销售全链条皆是如此。当高丽参、西洋参等已成功占领行业高点，甚至席卷国内市场的时候，中国参业在国内外市场却多番颠沛流离，“人参卖出白菜价”，至今未摆脱廉价原料供应地的尴尬。
在中国人参主产区吉林省，现在，政府、企业甚至学术机构正试图从不同的途径，振兴中国人参，为其“正名”，开发新的市场空间。这种努力起于2009年，近两年呈现加速状态，利益联动者包括中国的药农、地方政府和药企，已影响人参市场的交易生态，并直接作用于参价——每公斤鲜参的收购价从2005年低谷的10-12元飙涨到2013年的180元以上。每逢人参收获季前的八九月，相关概念股甚至成为资本市场热门的炒作题材。
那么，中国人参的“沦落”与“救赎”之路，究竟如何一路走来?其间夹带着多少逐利的躁动与商业暗战的伎俩?人参是否仍处于价值洼地，蕴藏着潜在的投资机会?
冰火参潮
内需长期不振，过度依附于国际出口，是“人参卖出白菜价”的关键原因。
王春玲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参农，上月遇见《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以下简称《21CBR》)记者时，她刚刚把大约5吨人参运到通化人参市场找寻收购者。这个市场位于通化——吉林省的一个人参产销旺盛的地区，周边分布着超过90家药厂，以及各种形式的中药材加工厂。
王春玲种植人参超过17年。每年9-10月是人参的交易期，像她这样的参农，会把收成的人参运往心仪的市场做交易，今年她的鲜参卖到了80-105元一斤。参价每年价格差距之大，让她记忆犹新。
“最高峰的时候，曾经卖到300元左右，”她对记者说，“但是，12年前我曾经卖出过9元一斤。”
那些人参交易场地被人们称为“鬼市”，交易大多在后半夜进行——因为白天参农在山上挖参，鲜参在傍晚才能从山上运下来，就像新鲜蔬菜一样，需要尽快出手。长久以来，参农与药商，每年的中秋节前就会来这里讨价还价。像王春玲这样的参农，要时刻保护运输过来堆放在市场地上的人参，这是多年种植后才有的收成，而收购者也得尽快把人参送往加工厂进行处理，以免储存与运输的损耗。
中国参，现在只有极少量能卖出超级高价，那就是野山人参。在东北，每年都有人在8月左右进山试图挖掘野山参，运气好的话，能把挖到的一支野山参以高达7位数的价格卖给一些特殊的顾客，主要来自港澳台、东南亚以及北京。
野山参的天价背后，是每年仅有几十斤的年挖掘量，“大多数送到北京、港澳台和东南亚的一些富豪吃，他们常年派人来收购，这几年收的量相对少了。前几年，我们这曾挖到一支大的野山参，给他们联系人打电话，坐飞机来了四个台湾人，一支人参170万元，直接抱走。”东北人参文化研究专家、《中国人参图谱》作者张君义说。每年都有一些国外走私的野山参出现在市场，主要来自俄罗斯。据说在列宁时代，前苏联从中国采购数吨人参籽，用飞机撒到位于其境内长白山余脉的原始森林，人参长成后功效非常接近野山参。
张君义曾工作在传统的人参产区——吉林的抚松市，年轻时曾披上塑料布随别人进山挖参。他对《21CBR》记者形容，随着野山人参资源耗竭，挖人参的活动渐变稀少。沿着长白山脉的种参业则在数十年前开始扩张，推动农民种植的是人参的高价格——“1980年代，这些种植的人参，大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斤。”公开资料显示，1983年鲜参的价格为30元一斤，普通人难以承受。
之后几十年，每轮人参价格的走高，都吸引大批东北的农户投身其中，以至原本非人参产地的地方，也一轮又一轮种起了人参。这些参田一片片用红绳红布拴围着，架起薄膜铺盖，而参农们要匍匐在参田里作业，饱受潮湿之苦。
人参长成需要6年，在中国，中药材的价格在6年间往往可以天翻地覆。根据多位受访者的描述，人参价格在1980年代大约是40元一斤，1988年是中国人参产量和价值的一个高峰;之后，在1989年、1997年和2005年左右，人参经历三次惨跌，价格曾低至4元一斤。大幅波动令很多参农陷入绝境，甚至导致了自杀事件的发生，中国一批传统的人参药材企业也在跌宕中纷纷破产，销声匿迹。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中国中药材行业的缩影。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副主任蒋尔国说，中药种植地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情况较为严重，中药材交易中间环节也有诸多环节，给专门的人员、资金和产业提供了炒作的空间。
此外，中国人参在市场上的不景气，乃至惨淡，与出口市场的变化亦有关联。一些参业人士告诉《21CBR》记者，中国人参长期内需不振，过度依附于国际出口，是“人参卖出白菜价”的关键原因。
中国最高等级、价钱最贵的药材，多出口到日韩、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这是中国中药材行业人所共知的生态，自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如此：质优的人参用以出口创汇，其次供给医药企业，余下品质最差的向国内销售。中国的人参出口以后，会被加工制成不同的人参产品，有的被提纯利用，有的边角料甚至会供给赛马的马匹食用。
最早的一次动荡，就是1989年，中国因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遭受西方国家贸易制裁，人参出口骤然被冻结，大量中国人参堆积，以至参价进入长达6年的低迷。“直到1995年，出口逐渐恢复以后，中国人参的价格才开始由谷底向上走。”吉林紫鑫药业董事长曹恩辉告诉《21CBR》记者，国际进口商至今仍会适时打压中国人参的价格，比如采取在人参丰产期间大量下订、在产出期间大量毁约的“旁门左道”。
而中国农业生产的弊病，为毁约行为提供了口实。1990年代，为了提高产量，农药问题在人参种植领域非常严重，直到现在，农药残留仍然是制约中国参业的顽疾。1996年，日韩等国执行新的农产品标准，大量被检出“666”(以六氯代苯为主要成分)和DDT(滴滴涕，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中国人参随即被拒，又进入被低价抛售的恶性循环，包括一些已在中国圈地种参的日韩资本，纷纷彻底撤出东北。
种种经历，极大毁灭了中国人参的口碑和产业基础，也使最大人参出口国失去了出口定价权，在国际市场，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世界的70%，出口量占全世界的60%。“直到现在，国际市场上说起中国人参，基本上就是重金属、农药超标、质量差等字眼。不过，他们一边说，一边暗地里大批购买中国人参。”曹恩辉如是说。
暗战高丽参
“韩国高丽参与中国人参是一个物种，一模一样。”
中国人参曾经有享誉国际的好时代。1987年，坚持高档人参制造的许忠祥，曾凭借“长白山红参”在布鲁塞尔科技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中国人参在世界上的第一块“金牌”。
如今，人参业国际角力的结局，似已尘埃落定，高丽参独树一帜。今天，中药课堂的讲师说起高丽参，往往会说起1989年贸易制裁导致1989-1994年间人参一直不能出口，引致整个人参业的低潮。
1988年正值人参的阶段性高峰，产量和价值都在高位，当年种植量非常大。在吉林，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当时韩国企业趁着中国人参出口受创、价格极低时，以“买一盒高丽参送两盒吉林参”的方式，成功把中国人参驱至市场末角，高丽参趁机占领参业高端。此前曾有报道称，韩国人参产品的原料有30%来自吉林长白山人参，单在长春，就有10家以上专事进口中国人参的韩国公司。
按照曹恩辉的说法，中国沦为人参廉价原料产地，与外部力量的“算计”有关，“产业一度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每年8月，鲜参马上要上市的时候，干参的价格就会有人往下砸，在流通环节上有意地在打压人参价格”。
在中国，行业对人参品质和价格评定的标准，就像其它中药材那样，没有精确的尺度，只有经验和行规。在交易市场，商人们按照年份、大小、外观等，把人参分为若干等若干级，然后以不同的价格交易。中药材传统的“道地”观念影响着交易价格，譬如吉林吉安地区出产的人参，就被认为质量佳。数十年经营，高丽参已在传统“道地”观念中树立起了好口碑。
紫鑫药业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殷金龙，希望从技术上论证中国人参与高丽参并无本质区别，为中国参正名，重新建立产业信心。他正在建立一个人参生物信息样本库，通过到东北各地采集人参的标本，现场提取DNA、RNA，一方面进行基因学分析，另一方面也与高丽参、西洋参进行比对。
殷金龙告诉《21CBR》记者，目前项目的研究进展表明，高丽参跟中国的大马牙(吉林地区的常见参种)比较接近。“业内曾猜测，(部分)高丽参是中国进口到韩国加工再卖给全世界的，可是没有依据。我们的研究至少证明，韩国高丽参与中国人参是一个物种，一模一样。”
既然物种差别不大，甚至部分高丽参可能直接以中国参为原料，何以价格差异如此之大?
在《21CBR》记者的采访中，中国的行家们大多表示，在加工环节，韩国人参的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没有太大差异。但是他们都承认，韩国对人参加工工艺更为复杂多样——甚至过去有人曾怀疑高丽参在加工过程中添加少许罂粟，近些年，业界尤其关心不同功效的高丽参，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药材熏制过程。吉林大学生物学系的李亚平教授说，只要通过比重分析等简单方法，就可以确定高丽参经过了相当多添加性质的熏制，但进一步的精确研究却鲜有企业去做——更多中国企业，在简单模仿后，就贴上高丽参牌子在国内开卖。
无论有关高丽参的阴谋论如何演绎，不得不学习的是，韩国产高丽参精细化运作的长处。据曹恩辉介绍，韩国实行人参专卖制度，“人参产业就像中国的烟草一样，允许民营参与，但是，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整个链条控制权在政府。”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参业，高丽参的每一种品类都高度标准化，实施严格的品质管控，为其建立鲜明的品牌辨识度，其中韩国人参公社的“正官庄”品牌尤为突出。国外大量高端人参销售商都宁愿进口高丽参，就源于其品质的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参从撒种开始便已进入“百花齐放”的状态，加工时更是“八仙过海”。
高丽参有明显的产品特色，比如，在国际上，其以含有高量“人参皂苷”成分著称。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目前的药理学研究所公认，而不同种类的皂苷可发挥特定的作用，譬如抗癌。尽管有一些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人参所含的皂苷等有效成分并不低于国外人参，可是，中国人参，往往种系不清楚、农艺不清楚、药用性段也不清楚，无法提供翔实的研究证明。
“中国的参农们，乃至研究栽培技术的专家们，往往不知道他们种什么人参，是大马牙还是二马牙他们都不清楚。”殷金龙评论说。
从1990年代开始，有机构直接利用中国人参量大的现成资源优势，包括吉林亚泰在内的企业陆续宣布了多个工业化提取人参皂苷的项目;一些机构则在传统人参加工炮制方法的基础上，在生化转化等环节做攻关，以放大普通人参的药效。人参有效成分的提炼技术，已从早期的蒸煮、化学提取一路进化到酶解甚至基因技术。
“经过转化的人参，稀有皂苷和苷原的含量不但可以超过国外的品牌参，还可以超过野山参。”李亚平说，“这样，可以绕过与高丽参比拼品质的旧路，直接在皂苷、在药效上做文章。”
但是，人参的产业链条如此之长，单凭企业之力，是无法救赎中国参业的。
书记的千亿工程
在吉林高层的推动下，人参产业正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地方政府正式介入、重塑中国人参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
当时，占世界人参总产量七成以上的吉林省，提出用10年时间把人参产业规模做到1000亿元以上，其中的一大背景就是，“韩国的人参产量仅约占世界20%，人参产值却是吉林的10倍以上……韩国人参企业长期掌握着定价权和话语权，长期左右着长白山的人参产业。”
意见》出台的关键人物，是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据说，其早年下乡做知青的所在地就是有“人参之乡”美名的抚松，行业内传说其人参情结就源于此，“抚松的林场到处都有参地，王(儒林)书记对于人参的了解程度非常透彻，胜过一般专家，从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就开始推动振兴人参产业。”曹恩辉说。正是在王儒林的主持下，人参产业成为吉林的支柱产业之一。
在“吉林人参产业振兴工程”里，第一个政策就是控制人参种植面积，每年人参林地开发面积限制在1000公顷以内(此前一般是在3000公顷以上)，以限制人参产量。早年人参产量的快速扩张，就是林地特别廉价，种植规模没有办法管控，其中有管理机制的具体原因，“吉林省的外延地区，相当一部分森林资源属于地方管理，不属于国有的，其林地大量进入市场，早年间，如果抚松买一块参地要3万元钱，到别的地方只要2000元甚至1800元就够了。”张君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