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从柜子里翻出以前的太原市粮食局发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那时习惯叫粮本。早先发的粮本套个红塑料袋，后来改成蓝色的了。
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城里人吃粮都是定量供应。市民28斤，学生30斤，而且粗细粮有比例。细粮很少，粗粮为主。定量和比例在粮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标粉、大米、小米、玉米面、红面、议价粮分得很细。粮本的功能除了买粮，还是每月到粮店领粮票的凭证。粮店工作人员会根据粮本上人口的记载发给粮票，粮票又分省粮票、细粮票和粗粮票。有粮本和粮票才能买到粮食。那时的粮本和《城镇户口本》一样重要，是城镇市民的标志。市民如若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或生活，在迁移户口的同时，还要迁移一种特殊关系叫“粮食关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没有饭吃。
我家兄弟姐妹多，都是能吃的年龄，和那条窄巷子里的许多人家一样，一到月底粮袋子就空了。城里的粮店是非常热闹的场所，每到月底或月初，家里断粮的市民就早早到粮店门前排队。我那时也是天刚亮就和邻家孩子先赶去排队。估摸快轮到了，母亲就会拿着粮本、粮票、面口袋，推着她那辆飞鸽牌自行车过来，先到开票窗口核验粮本，再交钱开《出粮单》，然后就到盛放粮食的一个大间等售粮员喊号买粮。
每月供应的细粮很少，粗粮比较多，有玉米面、高粱面、小米和黄豆。我家祖辈在外省，吃不惯高粱面，粗粮以买玉米面为主，赶上小米供应多，再多买些小米。玉米面窝头、小米干饭通常是家里主食。到了秋天，粮店还会供应点红薯，一斤粗粮票可换5斤红薯。只要有红薯供应，在这个粮店买粮的居民几乎家家都要拿粗粮票来换，那天你要不早早去排队很可能就买不上。粮店为了尽量让大家都能买上，规定每人只能换5斤粗粮票的红薯。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吃红薯，烤红薯、蒸红薯、稀饭里煮红薯，就没吃腻的时候。母亲说，红薯吃多了反胃烧心，可我一点儿没感觉，还是可劲地吃。倒是红薯不耐饥，时间不长就饿了。
细粮，母亲都是尽着过节或有客人时吃，只有过年过节我们才能好好吃几顿饺子和馒头。平时，母亲给我们改善生活，只做包皮面吃。具体做法是，把和得硬硬的白面团在案板上擀成大饼，包上和好的高粱面，然后再擀，擀得很薄，直到渗出点红后切成面条。切好的面条一层白一层红，十分好看，煮熟，浇上白菜西红柿卤，一人一大搪瓷碗。油水不多也吃得很香。父亲见我吃面条香得直吧嗒嘴，就说我吃饭样子不好看。
粮食定量，没有富余，就怕老家来亲戚。因为多个人就意味着家里每个人要把自己碗里的饭匀出一些来。记得1963年我刚从老家回城，开始上不了户口，自然也上不了“粮食关系”，粮本上就少我一份供应。为了不让哥哥姐姐们挨饿，母亲买好多菜，把白菜、茴子白、土豆当饭吃。常常烩一大锅菜，再把窝头切成薄片烩进去给我们吃，不管耐不耐饥，吃饱肚子为原则。
70年代末，我成了家，时间不长，我从大家迁出户口到自己的小家。这时粮油还是定量供应，于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粮本。每月凭粮本领粮票，然后拿粮本、粮票到粮店买粮，重复着过去买粮的日子。直到90年代初，粮食放开供应，粮票装进历史的口袋，长达几十年的“票证经济”最终落下帷幕，城里人用了几十年的粮本也失去了功能，从此成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吃粮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