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种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谷物及肉奶产品尤为甚者。以粮食为例，若按完全要素成本评估，且按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价格来销售6亿吨粮食，亏损1.16万亿元。如果按照近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形成的平均价格1斤1元计算，则亏损0.8万亿元。这还没有计算国家支持下产生的其他隐形成本。
按照完全成本计算的亏损，并不一定导致大面积的农户在财务上短期内陷入困境，否则无法理解中国农业还在发展、粮食还年年增产，且土地撂荒并不严重。
一是政府补贴部分弥补了农户的经营成本，缓解了农户财务困难。估计中央加地方对种粮的补贴在2500亿元左右。一些地方对种粮的补贴每亩达到500元。
二是隐形的资本折旧及资本利息支出由政府支农资金负担一大部分，没有形成农户的直接财务成本。政府历年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这个过程如果终止，麻烦就会很大。按多方数据估算，欧盟与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加起来也比中国支农资金少很多（不算美国农业部的食品补贴计划支出），足见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压力有多大。
三是中国农户对自己工资报酬的牺牲。在目前农业雇工经营中，日工资水平大约为40～100元，但农户在自营农业中不一定按市场价格核算自己的工资成本。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越是困难，这种核算越不可能。自营农户可以把自己的日工资压低到一天的基本生活成本，例如10元左右。
四是地租成本对自营农户来说是隐性的，农户不必支出。但对租地经营的大农户，这个支出是刚性的。从今年得到的消息看，已经有一些大农户在粮价下跌的情况下开始缩小经营规模，直接原因是支付不了地租。
此外，资本成本的一部分也是隐性的，不构成农户的财务约束。农机补贴、贷款贴息、保险补贴等都构成国家对资本成本的负担。
如果不存在以上因素，中国农业在农户财务预算上就不可持续。
竞争力缺乏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农业劳动投入多，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谷物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大约为美国的1%；按实际劳动时间折算，这个数值也不超过5%。而中国农业领域日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美国最低日工资的20%。劳动成本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农业产业链上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
二是农业技术模式比较落后，例如，谷物生产对灌溉的依赖过强，种子更新过于落后。欧美的谷物生产一般为雨润农业，较少灌溉，由此极大节约了劳动成本与固定设施维护成本，并有利于大型机械耕作。按笔者近年调查，中国主产区谷物生产的灌溉因素形成劳动总成本的30%左右。
三是农业生产中的物质投入不经济。中国农业的单位生产量的化肥、农药投入长期高于农业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单位面积使用的化肥量约为美国的3倍。
四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费用高昂。据笔者调查，土地流转中的地租几乎相当于小规模农业经营者的全部纯收入，流入土地的农业大户的纯收入实际上获得了规模经营产生的好处，其劳动投入于未得到回报。
粮食转化为饭桌上的食物，成本又有不少增加，但因为“顺价销售”一类的努力，不少成本就由消费者负担了。于是，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很高，现在仍然在30%以上，而美国的这个指数是12.6%。美国人口约为中国人口的1/4强，食品开支竟然是中国的1/2弱！如果美国人饮食习惯与中国人相同，其恩格尔系数会在6%以下！这个巨大差异便是农业竞争力差异产生的。
中国粮食生产能否“扭亏为盈”？笔者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粮食生产有几个成本大项是可以调整的。
先说劳动成本。笔者访问山东德州、江苏射阳等地的规模经营农户，发现粮食生产单位面积的劳动成本随着农户经营面积的扩大而显著降低。万亩规模的农户，1亩地的劳动时间可以是半个工日（实际上还有降低的潜力），约是现在平均水平约1/8。假若这个成本只降低一半，则粮食生产的劳动成本为2100亿元。
再看隐性的地租成本。按照农业发达的市场化经济体的情况，中国隐性的地租可以降低80%。这样，粮食生产的地租成本可以降到1600亿元。
资本成本也有降低的空间。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笔者在这方面的数据依据不足，但从同样设备的价格及银行利率等因素看，资本成本降低30%左右是有可能的，即资本要素成本能降低到2000亿元。
以上几个因素加总，粮食的要素成本可以降低到5700亿元！即使按照国际市场水平计算农户财务状况，也有相当的盈利。如果将农业工日的工资单价提升到城市务工水平，按120元计算，要素成本为7800亿元，仍然有一定利润。
此外，据笔者调查，比起一般小农户，规模经营农户使用化肥、农药更合理，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环境保护，有利于降低农业的社会成本。
实现以上降低成本的目标，要靠深化改革，而不是一味增加财政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