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青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与外卖平台推广员的“周旋”中。
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附近，周青开了一家米粉店。一个月前，一名外卖平台推广员推门而入。
“推广员说，如果我愿意出让每笔订单8%的金额作为服务费，那么他们的外卖平台就可以把我的米粉店纳入网站的收录范围，并提供一套送餐服务。”周青说，她按照自己的成本和盈利能力算了一笔账，提出了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案：每笔订单出1元钱作为服务费，而不是8%。
这笔生意最终没能谈成。推广员告诉周青，服务费不是自己能改的，外卖网站在全国的收费都是统一的。之后，店里又陆续来了几名相似类型的推广员，周青都一 一拒绝了。
看着周围餐饮店门前来来往往的外卖车辆，周青决定自己在微信里卖米粉。
不过，到今天为止，10天过去了，周青在微信圈里的外卖数量没有超过50单，相较于周围同类店铺，可谓成绩惨淡。
“没办法。我准备和留下联系方式的推广员再谈谈。”周青无奈地说。
对于周青的最终妥协，老顾客蒋芳却有着不一样的态度。
“我支持周青自己做外卖，不要加入外卖平台。对于周青的馆子，我了解她的食品卫生情况，他们用的也是自己的送餐员，能够保证送餐时间。我会选择这样的餐馆外卖，而不会再去盲目信任外卖平台。”这样的肯定，来自于曾经糟心的经历，蒋芳向记者回忆说，“我曾经在某知名外卖平台上下单，下午5时下单，系统显示餐馆位于右安门，1个小时内送到。然而，下午6时30分的时候，送餐员才打来电话，称开始送餐。”
“你知道餐在哪吗，望京。从东北四环的望京到南四环的马家堡，在周末如此‘穿越’北京城，晚上9时才能到吧。经过一番和外卖员的纠缠，我最后把餐退了。当然，这个馆子肯定会被‘封杀’。不过，外卖平台也应该脱不了干系啊，但是我投诉之后，也没有了音信。”蒋芳说，还有一次是中午11时左右，她在公司下单，系统显示40分钟后送餐。然而，过了12时，同事在同一平台里叫的盒饭都陆续送到，惟独蒋芳的盒饭迟迟不来。
“我在外卖平台上催单，显示外卖已在路上。我又打电话催，对方也说在路上，但这家馆子离单位明明不足500米。苦等1个多小时，盒饭还是没有着落，我只能取消订单，投诉依旧没有下文。”说起这些，蒋芳有些不满。
尽管送餐时间无法保证，外卖平台目前仍似乎是很多民众的“心头好”，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实惠。
郭凯在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每天中午吃饭是一大难题。郭凯告诉记者，西直门附近多是商场，午餐价格昂贵且需要长时间排队，而外卖平台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因为有各种优惠，网上订购的价格甚至比我去店里吃都要便宜，省时又省力”。
记者注意到，补贴已成了外卖平台争夺消费者的惯常手法。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外卖平台上80%的商户不定期推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优惠额度常在10元至50元不等，甚至更高。一些商家即使价格不优惠，也会通过赠送饮料、零食的方式补贴消费者。
各个外卖平台之间为了吸引用户，更是隔三差五地打起了“补贴战”：“1毛钱吃大餐”“霸王餐专场”“吃喝玩乐0元”等促销活动比比皆是。
然而，即使再优惠，食品安全问题仍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兴叹”。
企鹅智酷公布的《2015年互联网用户外卖使用调查报告》显示，高达52.5%的用户最担心外卖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就像一个阴影伴随行业而生。”周青说，这也是自己最初不想加入外卖平台的原因，“不想被拖下水。”
多家外卖平台屡屡被曝光存在一些无照经营的“黑作坊”。这些“黑作坊”环境脏乱差，卫生不达标，食品安全自然无法保证。
“这主要是一些外卖平台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在审核商户资质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一些卫生堪忧的‘黑作坊’进入平台。”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直言。
除此之外，似乎上了平台之后，外卖商家与平台之间再无“瓜葛”。
上周末，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和丰台区随机采访了多家外卖平台的送餐员，对于与外卖平台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说的：
“这些平台和我们没啥联系，也不进行监督，我们和他们关系不紧密。平台给了个送饭的箱子。车子和人都是我们餐馆自己的。平台也有专门送快递的，但是他们送餐的价格贵，我们都是自己送。我是专门送的，也有厨师做完了菜也送”；
“平台和我们有联系，他们有时候会来转转，看看我们的盈利情况”；
“我和很多平台都有合作关系，和他们没啥联系，我们就是借他们平台这个关系，其余基本没联系，没有监督。送餐的车是我自己的，他们什么也没给我，我还得雇人送外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