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内蒙古调研发现，我国乳业“乳企+奶农”的发展模式正在陷入严重困境，中国乳业市场生态平衡遭遇潜在的巨大风险。一方面，随着产业集中度加强和市场回暖，乳企巨头的利润在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大量奶农陷入困顿并纷纷退出养殖，2014年下半年甚至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倒奶”风波。奶农反映，乳企提高质量要求，却没有给奶农足够指导；乳企陆续取消了日交奶量较低的1000多家奶站，奶农后续生计问题只能自行解决；奶企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压低收奶，摊派式兜售饲草料、纸巾、药浴、奶管、试剂、疫苗等产品。(5月10日《瞭望新闻周刊》)
没有依据表明，国内多家乳企巨头利润提升，产业集中度加强，是因为有效开展了技术创新或营销、服务模式的创新。近年来，国内乳业整体上还未走出之前质量丑闻的阴影，这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并未与乳企利润同等提升。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乳企收益事实上主要来源于其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将乳业市场存在的主要风险转嫁给奶农，因而才会出现乳企利润暴涨，奶农收益青黄不接乃至巨亏，上演了“倒奶”风波。
乳企转嫁风险的方式表现在，首先，在控制既有收购价的同时，提高收奶质量要求，却拒不提供技术指导。奶农购置奶牛等生产经营前期投入巨大，传统的经营模式下质量控制能力有限，在不能获得技术指导情况下，也无法选择快速退出奶牛养殖，只能要么忍受亏损提高养殖成本以确保牛奶符合收奶要求，要么花钱向乳企收奶环节人员“做工作”。
其次，乳企只从控制收奶成本的角度，不断收缩奶站分布，罔顾供应链责任和社会责任。我国内蒙古等省区适合饲养奶牛的草场区域较为分散，牧民居住也并不集中，这就决定了在很多旗县，奶牛饲养具有分散性特点，在品牌宣传中大打社会责任牌、强调通过“公司+农户(牧民)”模式推动牧民致富、鼓吹响应了国家牧业富民政策的乳企巨头理应适应这种特点，牺牲部分利润广建奶站，尽可能的实现“应收尽收”。恰恰相反的是，乳企却大量裁减日交奶量较低的奶站，造成很多旗县的牧民失去了通过养殖奶牛维持生计的可能——与之同时，这些乳企仍在宣传中刻意强调自己很好的履行了供应链责任和社会责任。
第三，乳企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摊派式兜售多种产品，并借此牟取更高的利润。众所周知，不少电影院的主要利润来自爆米花，但好歹还不存在强买强卖行为。笔者不清楚国内一些乳企的利润构成中，究竟有多少来源于向奶农兜售质次价高的饲草料、试剂、疫苗等产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做法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要求。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提及，有专家提出，应建立奶农利益保护机制，具体举措包括，“需要政府与乳企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为中小奶农提供扶持，通过企业‘孵化’家庭牧场、丰富融资渠道、降低中小奶农的准入门槛、多方合作加大对专业奶农的培训等方法，稳定养殖队伍，逐步培养现代化专业奶农”。问题是，推行这些举措，地方政府既难以筹措财力，也不具备相关的专业技术和供给设备的能力，另一方面，乳企显然没有动力就此发力，以避免削弱其市场优势地位。
多年来，我国国内各地，不管是广大的农业区，还是北方内陆牧业区，都寄望于通过发展工厂式的农场农业、大公司农业，以及龙头企业+若干个分散种植户的合作型农业，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这些模式也被描绘为可以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积极采用农业科技成果、控制天气灾害风险的“良方”。
但实际上，各种公司农业模式都极大的强化了农业公司特别是大型农业企业的主导地位，企业基于利润驱动，必然要主动利用规则漏洞，将所能转移的各方面风险都实现对外转移。大型农业企业通常会以其巨大体量，向各级政府申请补贴等资金支持，而这些公共支出被算入农业一项，会让人误认为分散小农也是受益者。
农业公司在原料收购环节，不仅将控制收购价格(不论养殖和种植实际成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让分散小农承担代价，而且更愿意低价收购哪怕是品质上存在瑕疵的原料。世界知名的农业学家、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在《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一书中就曾指出，全球不少乳业企业关心在后续环节对初级生产和加工配送过程中所犯的过失进行技术补救，让不那么好的牛奶经过处理甚至几重化学处理，变成仿真式的“好牛奶”，而不是为农场、农户生产出好牛奶使之符合饲料、卫生、挤奶、筛选和护理等环节的高标准提供较合理的收购价格。意大利的食品巨头甚至主动收购来自国外的过期牛奶，经过化学处理变成了品质符合要求的“仿真牛奶”。
可以认为，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奶农利益保护机制，只能体现为增强奶农的组织化程度，并使之参与到国家乳业政策制定中来，与农业公司形成互为制约的新型合作关系。此外，还需要各级政府应当调整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从补贴、资助农业企业转向支持种植和养殖农户，帮助农户提升发展为较高水平、可以获得稳定较高收益的职业农民。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