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周口市率先全省出台《关于周口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聚餐达40人以上者，需要报告备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对此，有人质疑，称这样做是对农村群体的歧视，也担心成为一纸空文（据10月29日《大河报》）。
查阅发现，其实近年来，广东、福建、河北等地早已有过类似的“村宴报备”规定。而从政策层面说，至少在2012年，国家食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就曾提出，“要全面推行农村集体聚餐活动报告指导制度”。由于这个“指导意见”并不具法律强制力，在其他地方实施的效果如何，从公开信息来开，几乎都是只有“上文”，没有“下文”。为什么会没有“下文”？从如今周口推行“村宴报备”引发的质疑中，我们或许正好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相关质疑声音中，认为“村宴报备”是对农村群体的歧视，显然是一种误会。相比城市已经建立的比较成熟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农村食品安全一直属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有针对性地重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为过。但同样涉及食品安全，城市和农村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城市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消费者和食品提供者是分开的，监管只需要针对餐饮经营者就行。相关部门对经营者审核、颁发营业执照，对从业者进行体检，要求其具备一定的卫生、消毒条件和设施，并有相关检查制度；作为消费者，没听说有哪个市民请客吃饭，还需要向上级组织报告才行。而“村宴报备”呢？谁请客，谁就需要报备，在这种制度下，食品安全的监管对象变成了针对消费者。这恐怕就是有人会感到“被歧视”并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所在。
除了“报备”，周口还要求200人以上的农村聚餐，需由专业人员现场指导。有人担心，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遭遇尴尬：在亲缘共同体聚集的乡宴上，官方派驻的“专业人员”，只会被视作格格不入、指手画脚的“外来者”。很可能，他们会被漠视、被抵制或者被打发……且不说报告备案制度能否得到操办者的遵守，单纯按照规定，聚餐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需要派专业人员现场指导，落实起来有多大的工作量？需要多少专业人员？专业指导人员从哪里来？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相关的工作经费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如果向聚餐操办者收取，无疑会形成村民新的不合理负担。
从本人对农村生活的了解来看，农村聚餐基本是因为红白喜事，主人自备食材请客聚餐的情况，其实和我们家里平时买菜做饭无异，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罢了。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只需要保障市场上供应的食材都是安全合格的，又何必对这样的聚餐进行干涉。真正应该进行严格管理的，其实是这些年越来越多出现在农村的，那些专门承包红白事聚餐的经营者。他们从餐具到食材都完全承包，主人只需要谈价钱订桌数就行。由于降低成本的需要，购买食材时也是能省就省，这里面存在较大的安全漏洞。很多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出在此类事情上。
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重视，但有效管理农村聚餐，显然不只是报备、派专员那么简单。正如专业人士指出的，农村地区之所以会成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缺乏“报告备案、指导”造成，也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市场角度来看，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食品市场秩序失范、监管不到位，整体食品质量状况不高有关。2008年，商务部一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曾显示，“伪劣、过期食品是农村消费者最常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比例高达25.1%”。而从消费者主观层面来看，农村食品安全事故所以多发，也与农村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欠缺存在很大关系。如据此前商务部调查，“高达20.6%的农村消费者购买食品时不考虑质量，以价格便宜作为主要标准，这一比例是城市消费者的3.6倍”。
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忽视公共管理在现实运作中存在的负效应、落地的可行性，纵然律条如林，法网如织，又有多大的意义呢？2012年，河南周口就曾以“平坟运动”名噪一时，从政策目的来说，当地有关部门所谓“平坟还耕、为长远发展考虑”的解释，看上去无可指责。但因为违背实际民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地历时数月平掉的200余万坟头，在第二年春节期间又一夜间纷纷被圆起。直到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新规，民政部门不能再强制平坟，一场扰民闹剧才尴尬收场。“滥政”与“懒政”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关部门以闭门造车代替调查研究，以主观想象代替实际生活。而一些“扰民”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往往只是个别部门利益和长官意志的“创造”，为了防止“出事”，一旦“出事”，可以把自己受到的影响、可能承担的责任降到最低。正因如此，才会导致各种“管理规定”似乎越来越多，但有效治理未见改观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