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喜过期肉”事件被各路媒体集中报道，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品牌纷纷卷入其中，食品安全话题再次占据社会公众视野中心。人们在对这些洋品牌感到愤怒、甚至无奈的同时，恐怕还要再问一句，政府的监管能力哪儿去了？
此问一出，再一细看，我们不禁再添一层更大的隐忧：一些地方的食药部门竟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地方整合数个部门而形成的所谓“市场监管局”之类的部门！
曾几何时，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解决好老百姓最现实和最紧迫的舌尖安全问题，一直是全社会的强烈期盼。去年初，中央决定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构建统一完善权威的监管体系，被认为是本届政府的一大善政而使民心大顺。然而一年下来，“福喜过期肉”事件提醒我们审视这个改革的效果时，我们才发现，改革的初衷和预期，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创新”、“变通”中走样了。
无需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三问就会使按照“三合一”、“四合一”模式搞改革的理由变得苍白无力：没有了专业化的部门，政府到底还管不管老百姓的餐桌安全、药品安全？没有了完整、畅通的体系，门类越来越多、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食品药品法律法规，会不会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设置的部门连“食药”两个字都没了，不法企业的违法冲动是不是更加肆无忌惮？三问变一问，这样的改革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做个简单对比。所谓“三合一”，就是将食药、质监、工商部门完全混合，而非突出食品监管职能的整合，有的地方还把价格监管也凑进来，拼成所谓的“四合一”模式。这些乍一看似乎是对大部制改革的积极响应，但实际上是一种回避实质、临时应付的“糊弄”。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三：一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拉低整体能力水平。如工商部门拥有庞大的基层队伍确是事实，但这部分人员只能开展一些简单的形式检查，看看食品是不是过期、外包装有无明显异常，与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要求相去甚远。仅满足于提高监管人员数量而忽视质量，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形式主义”。诚然，人员素质可以通过培训等途径逐步提高，但食品安全大如天，须臾不可放松，人民群众能答应交这种学费吗？二是食药监管独立性降低，工作专注度受干扰。有过基层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部门承担的职能越多，工作的延续性越容易受到领导关注点、短期工作重点等临时因素的影响。食品安全在地方党政干部心目中的分量确实越来越重，但与安全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维稳等工作相比则未必。比如，某些地市食品科的工作人员竟然被安排下去禁烧秸秆，就是因为禁烧追责力度大，造成正常监管工作被搁置。长此以往，监管人员必然会有选择地开展工作，食品安全监管难度大、责任重，大家很可能都不愿意干，而这在专干专责的食药监管部门中不会出现。三是释放食药监管被弱化的信号，工作氛围被稀释冲淡。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上面松一寸，下面就会松一尺”。改变单独的食药监管格局，至少让人感觉到食药监管不再被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势必造成基层监管末梢更加松弛，严惩重处的高压态势和社会氛围被稀释冲淡，而一些食品领域不法分子将会更存侥幸心理，非法牟利的冲动也将更加高涨。
纵观世界各国，即便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也普遍采用食药单独监管的模式。如美国的FDA（食品药品监管局）、英国的FSA（食品标准局）、欧盟的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等等。也正是因为食品药品区别于其他产品种类的特殊属性，各国在监管中都力求专业和独立。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攻坚期和经济社会转型期，也正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容易突发、高发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阶段，食药监管更不宜简单、片面地推给市场，强有力的政府监管将更能确保市场公平有序地运行，这也是中央反复强调食品药品监管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初衷本意。
“福喜过期肉”事件不是个例也绝非偶然，背后透射出的监管疏漏和改革问题值得深思。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时间，甚至要经历阵痛。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谁又敢说给得了过渡时间，付得起这个代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