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张勇介绍，食品安全法修订案草案拟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实行最严问责，对违法作业的检验机构等实行最严格追责。如频发重大事故地方“一把手”应辞职，食品添加有毒物质罚金由过去的货值金额10倍提高到30倍。
在当下的中国，法律界出现了两个相悖的现象，一边是坦陈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完善，疾呼各项法律规章制度的出台，一边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
当然，法律的完善绝对是一件好事。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频发，一方面是监管的缺失，另一方面是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的不对称。此次新食品法的修订，将问责直接引到地方“一把手”的身上，促进地方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加大处罚，对违法企业进行威慑。从方案的设计来看，既从源头堵住食品安全问题，又在过程中严格监管，执行得当的话，确实能成为保护舌尖安全的一道防火墙。
不过，法律的威严在其执行，无法落到实处的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新食品法实行最严问责，必须考虑一下几个问题：首先，“引咎辞职”是一个组织行政处罚，对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负责人出现了瞒报、谎报重大事故，参与、包庇或者纵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等情况，如何引入司法处理，是罚款还是判刑还须有具体的规定，切不可留下侥幸和权力操作的空间；其次，消费者在受到损失后，如何简化请求赔偿的程序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程序太复杂、维权成本太高，将直接削弱维权的效果；在对违法商家进行处罚时，这个30倍罚金的基数是消费者受损的货值还是违法商家整体收益的货值，需要厘清。基数不同，效果肯定不同。总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所说的，衡量食品安全法修订是否合理，可以看消费者维权收益是不是高于维权成本，商家的违法收益是不是低于违法成本。
当前食品问题严峻，我们除了寄希望于严峻的法律为舌尖安全保驾护航，更需要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当然，敬畏法律的前提是令行禁止的绝对通畅，从这个层面来说，新食品安全法的真正落实才是我们应该额手称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