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垃圾焚烧厂便已出现，到今天，焚烧依然是许多国家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以这种方式处理垃圾，也必须遵循若干前提，这是一项涵盖社会制度、法律程序及社区建设的系统工程。
垃圾焚烧前须先行“分类”
采用焚烧方式解决垃圾问题，在欧洲和日本最为常见。
对于垃圾焚烧来说，分类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垃圾分类之后，真正进入焚烧厂的只有一小部分垃圾。如果没有进行事先分类，进入焚烧厂的废塑料、漂白纤维、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等会导致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增加，也很容易导致焚烧设备损毁。因此，几乎所有大规模采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也同时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
在瑞典，多数民众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他们会把报纸、塑料、金属、玻璃、电子设备、灯泡和电池都细致地区分开，也会把厨余垃圾如蔬菜、肉、鸡蛋壳等按类型区分，而社区内的垃圾桶往往有八九种之多。
这使得这些垃圾最终进入不同的循环途径，变成新的物质，而真正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只是一些实在没法回收利用的干性垃圾。
日本也是垃圾分类的典范国家，生活垃圾分类最多可达20种。对于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北欧和日本来说，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都是法定义务，未做到就会遭到罚款处理。
民意和法律为垃圾“开路”
在日本，城市干性垃圾有70%最终进入垃圾焚烧炉，遍及全国的垃圾焚烧炉超过14000处。
日本之所以能成功推广垃圾焚烧技术，与充分尊重民意有着重要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位于东京的武藏野市焚烧厂，其建于人口聚集的市区内。据悉，这个焚烧厂初建时，当时的市长亲自挑选了一块地方，但遭到市民代表在市民会议上的强烈反对。
市长最终将难题交给市民：由市民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环境委员会，选择新地址。如果一年内选不出新址，就得接受市长的选择。这一方案得到了市民的同意。
最终一年内，市民代表们选中了另一块地方，虽然来自被选中地区的代表仍然反对，但也无能为力，因为当初制定规则时，是大家一致同意的。
如今，日本在为新垃圾焚烧厂选址时，通常先由政府提供多种方案，选择多个备选地区，进行广泛调查和分析评估，通过市民说明会、参观、意见听取会等形式多方面听取居民声音，最终选择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高的方案。
在韩国，要建设垃圾焚烧厂，通常会组建包括居民代表、议员及专家等的“居民支持顾问团”，并选择第三方的专业机构进行环境影响调查，全程参与政府决策。
此外，对于垃圾焚烧厂有着极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也是焚烧厂获得市民信任的重要保障。
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恶臭防止法》、《二噁英对策特别措施法》等诸多法律，每座工厂均须严格执行，其对环境影响的监测数据也须全部公开，接受市民监督。
垃圾厂成为居民福利设施
日本东京垃圾焚烧厂周边居住着25万人，它每天处理300万吨垃圾，将之变成电力、热水和可循环沙。
这25万人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这座焚烧厂，不仅因其严格的标准和监管，还与这座工厂给周边居民带来福利有关。
日本垃圾焚烧厂不仅不脏，不臭，而且看起来也不丑，很多厂区都做了大量的绿化美化，使之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东京垃圾焚烧厂的建筑，就由日本著名建筑师谷口吉生设计，它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吸引旅游者的“垃圾博物馆”，每年接受18.6万人参观。
而周边社区的居民也常常到焚烧厂内高质量且便宜的游泳馆和健身房运动，游泳馆里的热水，健身房里的电，都来自垃圾焚烧提供的能量。
这座垃圾焚烧厂的发电连入电网，足以支撑2万户居民用电，此外，这个焚烧厂甚至还有一个为老年人提供的诊所。
而焚烧之后的尘灰，还会制成可循环沙，用于砖块和混凝土制造。
同样，瑞典的垃圾焚烧也为该国提供了20%的电能。因为其垃圾回收项目太成功，瑞典甚至面临垃圾不够的问题，从去年开始，瑞典开始每年向挪威购80万吨垃圾用于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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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 美国也是“后进生”
在垃圾焚烧问题上，也有走得不太顺利的国家，比如美国。
1885年，饱受垃圾之困的纽约建起了美国第一座垃圾焚烧炉。在之后的25年内，全美垃圾焚烧炉达到200座之多，1940年达到700座。
焚烧炉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众环境意识觉醒，开始出现各类大规模的反污染抗议，1970年4月22日，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散步”，抗议环境污染，这一天此后成为著名的“地球日”。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进入环境立法的高峰期，先后出台了《清洁空气法》等19部环境法律。随着空气质量相关标准和法律的出台，数百个污染严重的焚烧炉被关闭，而新上焚烧项目的成本也急剧增加，这使得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的同时，美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却逐渐萎缩。
美国民众也并不欢迎垃圾焚烧技术，据统计，全美有数百座计划中的垃圾焚烧项目因“别在我后院”的民众抗议而被推迟或取消。
目前，美国只有15%的干性垃圾被焚烧利用，加拿大更是只有8%。而在这两个国家，垃圾焚烧的前提—垃圾分类也做得并不好。
美国环保主义者艾伦·康奈特曾说：“我们问工程师的问题问错了。我们不该问"我们该如何处理垃圾？"，而是该问"我们该如何停止制造垃圾"。”
记者 金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