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鱼太苦了，我可不希望我儿子再打鱼。”——这是“海疆万里行”报道组采访过程中从渔民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这样的抱怨不仅发生在近海无鱼、远洋捕捞又发展不力的资源受制约之地，而且也发生在资源相对丰富、渔业蓬勃发展的渔村。
按说这些年来国家对于渔业在政策上一直给予补贴支持，海洋捕捞技术也在不断地提升，渔业附加值相对于农业而言也在不断地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渔二代”逐渐消失的现象呢？除了打鱼辛苦、赚钱少等传统观念外，老辈渔民无奈的背后是现代渔业价值“深耕”力度的不足。
渔民“望子改行”
在浙江舟山樟州村，刚从海上航行3天归来的渔民王强表示，由于近海的鱼越来越少，他们只能去更远更深的海上，出去一趟得好几天。捕获的小黄鱼收购价仅3块钱一斤。一年中至少有9个月的时间在海上，只有修船时才能休息。“我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很快就要毕业了。我希望他改变渔民这个身份，当渔民太辛苦，危险系数也比较高。”王强说。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海洋课题组的一项统计显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全面开发利用期，海洋捕捞机动渔船的数量由60年代末的1万余艘迅速增加至90年代中期的20余万艘，但海域渔业资源却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于是，渔业也出现了“用工荒”，特别是在休渔期过后的捕捞旺季，船老大们都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北海市侨港镇水产协会会长吴芳权告诉记者，按每艘船7个工人计算，侨港镇1000多艘渔船，共需招工约7000人。“现在招工一年比一年难，至今仍有2000多人的缺口。”
即使是在渔业资源丰富、出海几个小时就能满载而归的海南万宁市港下村，勤劳朴实的渔民同样盼望孩子跳出渔民圈。“无论做什么都比打渔强。”渔民莫太军对记者说道，眼睛却望着儿子，透出几分无奈和希冀。因为希望儿子不再当渔民，他甚至不愿教他游泳。
不能怪渔民不热爱自己的事业。渔民之困，不仅是资源之困，还有发展模式之困。以万宁为例，通过网箱养殖、高位池养殖等方式与传统的捕捞作业相结合令渔民增收，并且取得明显成效。然而随着鱼排日渐密集，恶化的水质、无常的天气、缺失的保险又成为渔民心头之痛。有时，风里来雨里去，夜里就睡在鱼排上，辛苦近一年，一次台风就使他们血本无归。
收益和劳动强度以及风险不成正比，这仿佛是渔民的宿命，即使是条件相对较好的“船老大”或者老板们也一样。
“深耕”现代渔业
在“琼琼海06026”船的驾驶室里，船长黄宏奋抚摸着黄得发亮的舵盘对记者说，他拥有两条船，应该说条件还算不错。但他也不希望孩子继承其事业，不仅因为辛苦，还有来自海洋与他国的威胁。“当时他们把我们赶到船头，枪指着我脑袋，让我签字承认那个岛是他们的。我就是不肯。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渔民都具备黄宏奋这样的豪情。相对于海上作业，很多渔民更羡慕“陆上”生活的安逸和舒适，宁可自己这一辈辛苦，也不愿子孙后代子承父业。
这些抱怨的背后却是对于现代渔业认识的缺乏。尽管目前我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质量都处于国际前列，但渔民们的低端粗放式生产方式却仍然沿用上千年老祖宗的传统。加之没有长远规划的“近视”思维，在加速捕捞的同时，放松对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无论是沿海地方政府还是普通渔民，都更愿意用最低的成本最大量地捕捞海洋渔业资源，造成了“近海无鱼”的恶劣局面。
同时，真正应该传承的优良海洋传统却在近几代渔民中逐渐消失了。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养殖与休闲渔业代替了真正意义上的捕捞，“渔二代”身上便消弥了冒险、探索、扩张的海洋精神。不少人利用地理位置与舒适气候的优势，发展起与旅游相结合的休闲渔业，以“渔家乐”的形式代替捕捞谋生。打了三十几年鱼的老渔民王沛国告诉记者：“现在村里35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打鱼的了，我们村经济条件比较可以，大家都投资教育，送儿女出去读书并希望他们能跳出父辈这一行业。”
应该说，转行和“浅耕”渔业是当下沿海渔民的主要心理。提升渔民的教育水平和捕捞技术以及加大更换高品质船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而又无效的投入。目前，很多渔村的孩子只能按规定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就学，师资力量、教学品质都无法选择；海洋人才培养模式亦存在诸多缺陷，培养主体不成体系、培训机制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阻碍着广大渔民成为更高层次的海洋人才。
人才是“深耕”海洋的核心竞争力。2011年印发的《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为我国海洋人才发展作出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但目前大量海洋人才聚集在海洋教育业、海洋服务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领域，渔业则难以为继。因此，我国渔业亟待优化发展模式，精细养殖、科学捕捞、重视远洋，只有“精耕细作”才能提供良好的平台，与人才培养相辅相成。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李科平也认为，要加强高级渔业人才的培养，为促进传统捕捞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