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自己视为公益的科学研究，却引来骂声一片，这是中科院院士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团队的成员们声称没有想到的。
张启发团队核心成员——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的对话中，林拥军都显得很无奈，“在目前的认知水平和实验手段中，我们BT抗虫转基因水稻已被证明是安全的，但反转者用未知的风险来否定这项科学技术，我们也很无奈。”
先行一步的转基因棉花，已在国内市场产业化实施多年，甚至在国内棉花产量中的占比达到了7成以上，在部分北方城市，转基因棉花覆盖率高达100%。
但转基因水稻并没有如此“好运”。2014年，“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即将到期，两品种获得商业化推广仍是未知数，林拥军说，这早已超出了团队的预料，不过，如果安全证书仍然无法获批商业化推广，团队还将新增4-5个品种，与上述两品种一起重新申请安全证书。
面对着张启发团队“执着”，社会情绪仍在爆发，日前，一份关于国内转基因团队背后商业背景的帖子曝光，质疑张启发等国内专家推广转基因水稻背后的商业利益。对此，林拥军说，团队核心成员从未与任何公司合作过，如果商业化推广获批，他们可以将技术无偿捐献出来，“农业研究本身就具有公益性”。但这种态度是否能解除社会疑虑？他们不敢确定。
与此前的多次热潮一样，如今的转基因胶着现状依然是：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是科学的，但他们无法担保未知世界的潜在风险；部分民众认为转基因是有危害的，但拿不出合理的危害性科学依据。
意在抗虫
作为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的张启发，留学期间主攻方向是植物分子生物学和作物遗传改良。1985年，他学成归国后，张启发扎进水稻分子标记和基因图谱研究。此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已启动，农业生物技术是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90年代后期，美国的转基因商业化运用已经十分广泛。”林拥军说，包括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已在美国大面积推广。
此时的中国水稻领域还面临另一个困境，即虫害泛滥，特别是抗鳞翅目昆虫，只能完全依靠农药压制。“一般每个稻种有数万基因组成，其中，有的基因可对抗一种虫害或病毒。而只要稻种本身具备针对某种病毒或虫害的抗性基因，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杂交组合，增强其抗性，培育质量更好的品种。”林拥军说，但稻种本身并没有针对抗鳞翅目昆虫的基因，科学界只能通过转基因来解决问题。
作为分子学的研究者之一，张启发也开始延伸其研究领域。1995年，张启发组建团队，作为牵头人，着手进行转基因水稻的研究。而林拥军则是团队中的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实际操作等方面的工作。
除了张启发团队外，还有其他几家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教授朱桢及其团队等。林拥军介绍，在研究前期，专家们会对选择基因进行安全评价，同时，如果基因插入的位点不同，表达不同，可能导致基因沉默，或引发植物在发育方面问题，出现变异或其他风险，因此，基因和转基因植株选择十分关键。
“早期部分科学家的研究都出现过基因选择不当的情况，拖慢了研究进展。”林拥军解释，不过，在张启发的团队中基因选择相对顺利，他们通过引入BT蛋白，待害虫取食后，在昆虫中肠的碱性环境中，特异在酶系统作用下，分解成活性杀虫晶体蛋白（icp），由icp与昆虫中肠特异的受体结合产生毒杀作用，从而“杀死”靶标害虫。哺乳动物的胃液为强酸性，肠胃中不存在与Bt毒素结合的受体，Bt蛋白进入哺乳动物肠胃中后，在胃液的作用下几秒钟之内全部降解，因此其只对于靶标害虫特异性强，而对人畜安全。
张启发等一批科学家向科技部建议开展功能基因组研究，2002年，科技部设立了“功能基因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2003年-2004年，张启发团队选择湖北襄樊、仙桃等地进行田间生产性实验，并完成。“2005年，我们就向农业部申请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证书。”林拥军回忆，这是国内专家团队首次申请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但当年，因为两品种的安全实验是由张启发团队委托第三方所做，引发质疑，当年审批并未批准。
2007年-2008年间，农业部再次要求3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农业部农产品(7.95，0.15， 1.92%)质量检测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农科院做了安全性实验，当时检测项目参考普通食品安全实验的要求，包括对过敏原性、消化性、热稳定性、营养成分、抗营养因子、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的检测。其中的小鼠灌胃试验（即灌一次胃，观察7天的实验）显示，转基因产生的抗虫蛋白以5g/kg的量灌胃小鼠，观察7天后，无动物死亡或中毒情况出现，根据毒性分级，该蛋白属实际无毒。同时，对转两个品种的环境安全评价试验也标明其和非转基因水稻一样，对环境是安全的。
“所有检测通过后，农业部才给我们颁发了安全证书。”林拥军说，当时张启发团队预估，拿下安全证书后5年内，两转基因水稻品种就可以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盲目的推广转基因，”林拥军说，转基因的安全性判断周期很长，并不利于研发推广。如果在传统育种手段中能解决的，尽量采用不需要经过安全审定的传统方式，但许多稻种本身先天缺乏针对某种害虫的抗性基因，传统育种方法对其完全无效，针对这些品种，张启发团队研发的针对抗鳞翅目昆虫的BT抗虫转基因水稻，正是因为稻种本身不具备针对这类害虫的抗性基因。
近日，网络再度踢爆国内转基因研发团队们的国外财团背景。林拥军则表示，自己所在的团队从未与任何公司合作，此前的研发经费均由国家拨款，“从研发开始到目前，如果不计算科研人员的工资等，整体育种、科研方面获得的经费有两三千万元”。
“转基因水稻具有增产7%左右，节省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等好处。”林拥军说，在此前的多次田间试验中，农民对这类产品也是欢迎的。
卡壳商业化
然而，张启发团队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在他们申请“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时候，及安全证书获批后，社会上掀起了2轮反转基因推广的高潮。林拥军记得，比如在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对外公布了一份《湖北转基因水稻报告》，在报告中，对方以转基因水稻尚未获得商业化推广的前提，就已在田间地头生产，转基因稻种外泄。报告中并且指出转基因水稻是否有危害。不过，此报告引发的社会情绪十分激烈。
当时，许多“反转者”（即反对转基因推广人士）提出转基因多种危害：引发基因变异、食用不安全、引发基因漂移、涉足国外专利垄断、国外种业巨头阴谋论等各种说法。
“我们曾针对这些说法进行了一一回应，”林拥军解释，在目前的认知领域和科学实验条件下，可以标明转基因水稻是没有危害的。
不过，这种说法被不少同行驳斥。最新的反转进展是：因无法判断转基因的危害性，甘肃省张掖市出台中国第一个转基因种子“禁令”，也是唯一一个明令禁止转基因种子的地级市。
然而，在民间各类组织和反转者的观点中核心是，转基因水稻涉及到食用方面，且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仅依靠一些现阶段的实验来证明，其更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在无法保证未来一定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推行商业化，这是一种激进的行为。
转基因棉花推广的教训
科学界与民意的胶着，让“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已到手4年，仍然无法进行商业推广，按照规定，种子安全证书有效期一般为5年，也就是说，到明年8月，上述两品种的安全证书即将到期，但农业部批准商业化推广的审批仍然停滞。
“目前卡在政策方面。”林拥军说，在国外，种子审批获得安全证书后，一般由公司根据该种子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决定其商业推广，然而，在中国则不同，种子从研发出来到商业推广分两步走，第一是经过安全评定，此外，还要对种子的趋势进行判断审批。“后者由农业部种子品种审定部门审批，他们的判断标准则是种子是否具有商业推广价值。我们的种子虽然经过了安全审定，但因为涉及到主粮，是否商业化推广，主管部门十分谨慎，因此，这个环节能否打通还很难说。”
在中国，转基因作物推广并非首次。1996年，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携转基因抗虫棉进入中国市场，其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不过，最初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并不顺利。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售价每公斤高达40多元，然而，当时国产棉籽的价格最高也不超过10元。
受限于价格，当年，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并不广，但配合了当地政府的资源后，转基因抗虫棉开始推广，其抗虫性能的发挥，让孟山都次年就扭转局面，自2006年以来，国内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稳定在350万公顷左右，占国内棉花总种植面积的7成以上。
然而，转基因棉花的抗虫性还很单一。2010年5月14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孔明及其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篇论文——《Bt棉花种植对盲蝽象种群区域性灾变影响机制》，转基因抗虫棉虽然抵御了棉铃虫，但新的虫害盲蝽象随之发生，而此前的转基因对这种害虫毫无抵抗力。也就是说，此前的Bt转基因抗虫棉具有单一性。
这种局面削弱了市场对转基因棉花的追捧力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485万公顷，减少10万公顷；产量597万吨，比上年减产6.3%。
回归到转基因水稻，如果“华恢1号”和“Bt汕优63”正式获批商业化推广，是否也将面临这种尴尬局面？林拥军坦言尚未考虑，其表示，“我们负责科研，商业化应该由市场化的公司去推动。”不过团队会尽量选择带国字头的中国种业集团等，“但绝对不会与外资合作，此外，专利费在稻种的成本占比估计仅7%左右，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将稻种无偿提供给公司，对比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种价格，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成本肯定低于转基因棉种，其价格也会更低。”在推广的设想方面，估计仍然会采用先试点再推广的步骤，试点省份到底是哪些，现在也还无法估计。
针对未知虫害，林拥军坦言，目前国内从事转基因研究的团队很多，各自针对不同的虫害和其他功能，将这些品种组合起来使用，对病虫的防治会更有效果。
中美欧研究与推广：谁更复杂
在国内挺转派（支持转基因推广人士）看来，国外转基因的研究推广并没有这么复杂。
以美国为例，该国的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推广需经过三个政府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和环境保护署(EPA)。其中，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负责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评估；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管理转基因植物的开发和田间试验，确保作物安全生长；环保署的职能是确保这些作物使用的杀虫剂不对人类、动物和环境造成影响。
美国企业可以在自己出研发经费的情况下，自行递交实验材料，经过三个机构的审批后，确认转基因稻种的安全性后，即可由公司经过自己的商业判断，决定是否进行商业化推广。
在中国，除对种子品种安全性的审定外，国家农业部还需要对种子的应用趋势进行判断，后者经过研究认为其具备推广价值后，才能审批通过。
但在水稻领域，国际上的推广也并不多。林拥军透露，事实上，美国有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也是经过了监管部门的，并通过了其商业化推广的，只是因为水稻并非美国的主粮，因此，其商业化面积推广不同。
与之相反的是，欧洲等国虽未明确禁止推广转基因，但对转基因的审批则是尽量严格，而在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波兰、澳大利亚、印尼、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志制度。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胶着，不仅仅停留在中国，科学界对转基因的态度，也尚未真正达成完全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