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论是食品生产技术水平，还是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对食品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标准的制定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6月16日《燕赵都市报》)
数据为证。日本列表规定了62410个食品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而中国内地限行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为667个，分别只占日本的百分之一。
事实也是如此，三聚氰胺毁了中国奶粉，导致国产奶粉滞销，全球奶粉对中国限购。而中国乳制品标准，在设计者的摇摆中，被舆论场所嘲讽，为公众所诟病。中国食品技术标准，不是缺位就是太低，这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盲区，也导致无良企业逃脱法律追责，让公众处于惊慌焦虑中。因而，食品安全，除了法律法规和现实监管，技术标准之惑直接带来了食品安全之祸。
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将会达到10亿例，其中因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80万人。作为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国，中国此类病例更具代表性。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而言，舆论往往聚焦于监管乏力和无良企业，愤怒所及，也只是对于责任者是否收到法律惩戒的追问。事实上，中国食品安全的因果联系是系统性的，各环节形成了一个复杂交织的逻辑链。譬如，中国河湖污染是全方位的，中国土壤污染也是大面积的，农业生产需要土壤和水源，农产品污染也是必然的。加之农药滥用，食品安全就又多了危险选项。于是，多种恶质之因，才种出有毒食品之果。
摒弃多种恶质之因，才能从源头上堵住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这需要系统化的标准制定。宏观层面，是国家战略的设计，既以生态文明的实现为目标，通过绿色GDP核算的量化指标来逐级考核，摒弃各地的政绩追求，使各行政层级的决策执行落实到绿色生态的目标上。唯此，投入巨量但多年未能解决的大江大河大湖的水污染才能得以解决，土地污染才能破解。GDP崇拜不解决，政绩冲动不遏止，食品安全事故的根子就一直存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就浮荡着让人不安的阴霾。
国家战略的生态文明标准得以落实，具体的、细化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才有意义。否则，系统性的风险不除，个别食品标准的制定，注定会引发舆论的质疑，就像中国乳制品的调整那样。
工业文明的路径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发达国家给予后现代国家的教训。中国在发展中认识到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但在发展的实践中却也走了不少弯路。中国的现实是，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有待时日，地方执行的策略性选择还带有典型的功利性色彩。好在舆论的觉醒和民意的倒逼，已经成为常态的监督之势，对于每一次的食品安全事故，都会形成对公权力的压力风暴，从而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
而且，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治理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形成了毫无阻碍的对比。公众从一些数字化的量化中，看到别人的“好”也会形成舆论场的传导，促使决策者弥补中国食品安全的短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标准难得安全。这是常识，但常识变成现实，却是从国家决策到市场监管，从立法监管到市场主体，从舆论监督到生活方式的一体努力才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