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900克的婴幼儿奶粉，让中国奶粉行业在过去十年内跌宕起伏，引来3亿人的关注目光，甚至摆到了最高决策层的讨论桌案上。中国奶粉业为什么会走弯路，哪些是行业真问题？内忧外患的中国奶粉业的出路又在哪里？我们遍访行业权威人士，厘清共识，试图梳理出中国奶粉的现状与未来。
十年间，中国奶粉行业在内外交困中，丧失了做大做强，树立品牌的机会，不过也正因为一次次奶粉危机事件，推动了中国食品安全制度的改革。
“中国宝宝一张口， 全世界孩子都喊饿”
她们是“奶粉达人”——选购各种奶粉让宝宝分别尝试，比如吃完A排泄出来的是绿色的粪便，吃完B排泄的是黄色的粪便，做好记录。再把奶粉罐背后的营养元素表整理成EXCEL表格相互对照，最终咨询营养师的建议。
她们是“拖粉团”——周末，旅行社汇集广东各地的妈妈，开车到香港，逐个在屈臣氏、万宁等大超市扫货。“一旦拖粉团经过，整个超市的奶粉货架都空空荡荡。”
她们是“背奶妈妈”——在奶粉限购新形势下，年轻的妈妈们放弃奶粉，利用工作间隙存储母乳，晚上背回家给宝宝当第二天的“口粮”。
如果不是一罐900克的奶粉，年轻的中国妈妈不会有这么疯狂的举动。十年前，刚创办“广州妈妈网”的刘颖不会想到中国人奶粉消费观念会因一系列奶粉事件彻底改变，也不会想到奶粉会成为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核心议题之一。
“当时群里的妈妈大多生活在沿海城市，觉得假冒伪劣奶粉离自己很远。”刘颖说。真正考验中国妈妈神经的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当时国内几大亲子网站几近瘫痪，所有人都在讨论奶粉。
在“大头娃娃”事发地阜阳，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托人购买进口奶粉。阜阳市人民医院的“新生儿病区”，为了防止出现医患纠纷，近年来用的也都是国外品牌奶粉。
“再亏不能亏孩子。”刘晓琳说，这位揭开“大头娃娃”事件的医生说，很多家长都这么想。
中国宝宝一张口，全世界的孩子都喊饿。随着各地出现断货，从2012年起，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英国、美国、荷兰、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限购政策。
“荷兰规定每人限购两罐，但如果发现是中国顾客，就只肯卖一罐。”经常从荷兰代购奶粉的丁静说，“真的很屈辱。”
中国奶粉的十年轮回
对国内奶粉行业来说，“大头娃娃”事件客观上促使行业第一次洗牌。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还保留着那个年代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婴儿奶粉质量抽查结果，当时全国抽样合格率不到50%，奶粉中不光有毒物质亚硝酸盐超标，连基本的维生素含量都不达标。
在雅士利集团副总裁吴迪年看来，“大头娃娃事件”本质上只是假冒伪劣问题。打假之后，消费者从图便宜转而信任品牌，使得国内品牌度进一步集中。一些企业几年内销售额从3亿卖到30亿，此后企业也通过价格战保住了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
真正的危机是几次奶粉事件后，消费者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不断加强，任何负面信息都会引发全行业的动荡。2010年，圣元奶粉陷入“激素门”。尽管卫生部后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湖北3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奶粉没有关联”。但这一事件还是对企业和行业造成了重创。圣元连续亏损4个季度，三聚氰胺事件时，圣元亏损6个季度。
2012年，伊利召回汞含量异常的婴儿奶粉、南山乳粉黄曲霉M1超标、光明牌宝宝奶酪违规使用“乳矿物盐”等事件相继发生。“这些事故，有的属于产品质量事故，有的属于产品安全事故，有的属于个人违法。但是，对于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影响很大，加重了消费者的不信任。”宋昆冈说。
在这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看来，真正的危机始于2011年。宋昆冈发现，这年春节前后，大批消费者前往国外购买奶粉。也正是从这年起，中乳协开始对市面上的国内品牌和进口产品实行每月抽检。
2013年4月28日，中乳协公布了最新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从价格上看，进口品牌价格高于国产品牌近一倍，但国产产品质量好于进口产品。
“仅抽检16个品牌，就能代表国内奶粉的整体状况吗？”在乳业内部时常放炮的王丁棉就此质疑乳协这一结论。
王丁棉的这句话还暗含着当下杂牌、假洋品牌横行的奶粉业乱象。
根据中乳协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共发放了128个奶粉生产牌照，但中国市场上奶粉品牌究竟有多少，连协会和主管部门也不掌握。
“前段时间我去西安的一家婴童用品商店调研，店里摆了16个品牌的奶粉，有12个是不知名的杂牌。”研究中国奶粉业十多年的雷永军认为，据其估算，目前各种奶粉品牌加在一起多达上千个。
“十年来，中国奶粉行业经历了一场轮回。”雷永军指出，消费者从注重价格到注重品牌，后来又到不相信品牌，国内奶粉品牌也从分散到集中，又回归了分散的状态。国产奶粉企业在内外交困中，丧失了做大做强，树立品牌的机会。
奶粉推动食品安全改革
有意思的是，中国奶粉业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食品安全改革最密集的十年。
中国法学会中国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华琳指出，面对类似于三聚氰胺事件这样的“悲剧”，市场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公众的意见和愤怒经由媒体被放大，最终会促成制度变迁的发生。
换句话说，在中国食品安全改革的历史中，奶粉无意中扮演了“触媒”的角色。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亚平也注意到了这样的微妙关系。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之后，食品卫生法的修订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分段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但几年后，三聚氰胺事件恰恰暴露出分段监管的弊端。
2008年10月，已经进入三审即将通过的食品安全法草案突然进行了八个方面的重要修改。刘亚平发现，其中六方面都是针对三聚氰胺事件制定的。
2013年3月，中国食品安全彻底告别了分段管理模式。在这次改革的策源地陕西渭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最初触动渭南政府改革的，也是一次奶粉危机——2010年，混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在渭南卷土重来，为此连续上了两期《焦点访谈》。
十年来，几乎所有政府部门机构都参与奶粉的监管和发展。2008年11月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工信部等13部委制定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
“但对奶粉的监管始终是被动的，合格产品导致安全事件，是行业问题的突出表现。”三元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吴松航说，因为总有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三聚氰胺事件，才检测三聚氰胺。出了塑化剂之后，又再检测塑化剂。
今年两会期间，适逢香港奶粉限购，工信部组织了几家国内奶粉企业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交流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重塑国产奶粉形象。
吴松航在发言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好奶粉是全产业链模式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奶粉企业要生产出好奶粉，好的奶源是前提，好的配方是基础，好的工艺是关键，严格检测做保障。他认为，企业完全可以自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国家给一个政策性的导向。
在5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发展奶粉行业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鼓励支持婴幼儿奶粉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这一次，中国奶粉能否迎来由乱到治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