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早晨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田里的早稻。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成了关键词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进入到冬季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至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违法成本，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3、4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王长江的否认，“如果你观察本次黄浦江死猪事件会发现，绝大部分是仔猪，这些仔猪死掉一般没有人收。因为也卖不出价钱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坑猪到焚猪
死猪漂流引起的最大争议，除了事件本身的反常和诡异之外，人们追问最多的是，为何不能对之进行完全的无害化处理？
在横港村的田野里，陆根松领着记者来看这里的无害化处理点。类似这样的点全嘉兴市有573座，累计达4万立方米。以横港村无害化处理点为例，包括4个处理池，每个池子长宽高为6×4×4(m)，可以容纳死猪2000头，建设费用12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贴4.8万元。
但这个处理点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够，就在处理点的西边，原先村里堆猪粪的地方，巨大的挖掘机正在开挖第5个池子。“死猪到了冬天的时候就降解得很慢，非要到夏天才会更快点。”陆根松告诉记者。整个嘉兴市为无害化处理池建设已经投入了1312万元，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一共18.5亿元，围绕死猪的相关投入逼近总收入的1%。
不过，缺口仍然巨大，2012年嘉兴全部无害化处理点处理死猪32.56万头，这个数字放到嘉兴734万头的总量中，仅占到4.4%。
据王长江表示，生猪全流程(含仔猪出生后到成猪)死亡率国内达到20%，这就意味着如果含仔猪的话，近100万头死猪并没有进入到无害化处理渠道。即便按照嘉兴官方渠道公布的10%的死亡率(很多仔猪运往外地长大)，亦有30多万头死猪在无害化处理渠道之外。
为了增加死猪处理能力，去年7月，嘉兴市已经决定在南湖、嘉善和海盐率先建设焚烧厂，而此次死猪事件无疑加速了焚烧厂的建设进程。新丰镇副镇长黄军透露，今年年内应该能建成，南湖区的焚烧厂应该就建在新丰镇，目前正在进行选址工作。
死猪连带着养猪产生的粪便，消毒用化学制剂、饲料等等，给嘉兴市带来巨大环境压力。“我们是猪房比住房多。”黄军对记者开玩笑表示。
在死猪事件发生后，嘉兴从市到村的四级班子，已经进入到高度紧张的状态。在3月11日-17日的一周时间，全市累计出动巡查人员53377人次、巡查水域面积63991公顷，排查养猪场130051次。包括黄军在内，都是长时间在办公室值守，取消节假日。
作为一个农业镇，新丰镇有两样出名：生猪和生姜。黄军表示，按照镇里的规划，下面要弃生猪，而就生姜。全镇生猪饲养25万头的规模，准备降到15万头，去掉五分之二。如果新丰镇的目标等比例扩大到整个嘉兴市，意味着该市每年将减少200万头生猪产出，直接产值减少约24亿元(按每斤猪肉6元计算)，对比嘉兴2012年2885亿元的GDP来说，这“24亿”裹挟着重大环境代价，舍弃也罢。
这是一次痛定思痛，但并非第一次“猪恸嘉兴”。早在2010年大规模死猪时间出现后，嘉兴即开始在“死猪”上投钱。新建无害化处理池，雇佣固定的无害化处理负责人。黄军庆幸投入得“早”，当全国媒体蜂拥来到嘉兴后，他们看到了完整的处理体系。嘉兴方面乐于传递这样的事实，死猪投江只是体系之外的“偶发事件”。
而在国家层面，2011年，农业部、财政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可领取80元每头的补贴，以鼓励养殖户对病死猪的无公害化处理。
一位农户表示，死猪深埋需要2米深的坑，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也不愿意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除了嫌无害化处理麻烦外，申请补助手续繁多、补助金发放周期较长以及各地实际实施情况有别也导致许多养殖户并不能如数拿到这笔补贴。
上述农户表示，别说是死猪，2010年国家补贴养猪的款项(每头母猪100元)，他到2013年3月初才拿到，整整延宕2年多。但即便如此，农户也不愿意放弃养猪转而到厂里工作，“厂里每月2000块，养猪还自由些。”
对于如何让更多农民舍弃生猪选择生姜，黄军自己并无更多的方法，一亩生姜产值1万元，种完后还能种一季稻子。既赚了钱，又果了腹。但谁能保证生姜的价格不出现波动呢？到时候，黄浦江上漂浮生姜的场面，会被人戏谑为“排骨汤”变“姜茶”吗？这些显然都是黄军们回答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