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近日，北京市质监局公布《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一）》和《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和通报线索程序规定》，凡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瘦肉精等禁用药品，符合所规定标准的案例，即可直接移送公安机关，届时公安、检察、法制办同步配合，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新京报》7月20日）
这一机制，被称为“行政与司法的无缝对接”，指的是查处案件链条上的第一行动人，即行政监管和执法机关，与链条上的次位行动人，即公安与检察等司法机关，在同一时间及案件起点上共同联动，消除部门移送之障碍，缩短司法移送之时间，使案件更有利于尽快提起刑事诉讼，并走到案件处理链条上的终端：法院。
而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81条和第98条，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先有“行政处罚权”，之后才基于第一行动人自我的判断，在“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这样，“自我处理”与“移送处理”，形成了两个互为相对独立的过程，并没有形成“无缝对接”的状态，法律实施的效果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处理”的公正和效率上。
一直以来，“部门分割管理”、“多头重复管理”等制度痼疾，行政执法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之效果，在食品卫生安全方面，仍然形势严峻。“九龙治水”的结果，就是不同监管部门都存在“搭便车”心理。而在“以罚养家”的财政供养机制中，监管机构则有强烈的“收罚款了事”动机，最后变成“养鱼执法”，违法者倒成了监管机构的“衣食父母”。这些制度障碍与利益关联，导致行政监管机构既没有用好“处罚权”，又不想把案件尽快移送司法机关，唯恐失去主导权，形成“行政与司法”隔绝状态。
以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为例，早在事发之前半年，有关部门就接到投诉，却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发现问题”，这是典型的“搭便车”心理而导致的不负责任，等到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才“彻查”，最终才有了司法机关的跟进。又以2010年年底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为例，当地酒精、食品添加剂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标签厂家，生意兴隆，制假在当地就是公开的秘密，当地监管部门收取罚款，唯“执法为利”，主观上消极应对司法机关的介入，使制假造假，愈演愈烈。
从民事公诉和刑事诉讼的制度结构上看，我国法律当前并没有把公诉权直接授予监管机关，监管机关与司法机关合作之后，第一行动人手中的案子，才会移送到第二行动人。从美国等西方国家经验看，大多数监管机关都拥有民事公诉及刑事公诉的权力。
因此，我国越在行政与司法之间打通关节，越有利于案件的处理，越有利于对涉嫌犯罪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可以说，北京此番“无缝对接”的尝试，不仅在食品安全领域，而且在其他可以类比的领域中，都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