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调查发现，在烟台红富士苹果主产区的栖霞和招远，苹果被装着违禁药品退菌特和福美胂的药袋包裹长大。2012年3月，当地曾查处药袋200多万只，并下令禁止使用。目前这种药袋仍被大量使用。(《新京报》6月11日)
著名的烟台红富士苹果，竟然是“药袋包裹长大”的？这样的“药袋苹果”，将会带来怎样的农药残留，又将意味着怎样的健康风险？然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疑问我们似乎都找不到确切而权威的答案，显得迷雾重重。
尽管，对于“药袋苹果”中的农药，当地果农和农业合作社人员均坦言，“人人都知道是退菌特和福美胂，是禁止使用的”。但与此同时，“药袋”内含的究竟是何种农药、是否就是“退菌特和福美胂”，仍没有确凿答案。不仅“药袋销售商和生产商讳莫如深”，“当地政府部门也未明确说明药物成分和危害”；而且更吊诡的是，包括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在内的权威鉴定机构，同样也表示“难以检测”，强调“没有明确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
进一步全面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会发现，“药袋苹果”背后掩藏的“袋中谜”，其实远不止上述这些，在其他许多方面，同样也充满着诸多难解谜团。比如，苹果套袋蜕变为“药袋”之谜。据悉，给苹果套袋原是10多年前政府技术推广的产物，本意是“减少病虫害和农药残留”，但近年来不加药之袋却逐步变为药袋，反倒“增加了农残超标的风险”，彻底走向了套袋初衷的反面，如此颠倒诡异之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再如，禁用药袋的监管之谜。据报道，早在去年11月当地媒体曝光过药袋苹果问题后，当地政府部门也曾进行过查处，如宣布“查处药物果袋200多万只”，明令禁止使用药袋。但是半年过去了，“药袋”却并没有真正被禁止，无论是药袋的生产、销售，还是使用，都不仅没有禁止，而且“不断呈扩大之势”、“百公里果园都用药袋”，“整个烟台地区都很受欢迎”。
据记者调查，当地一位果农“三亩苹果树，需要7万多个药袋”。照此推算，“200多万只药袋”不过仅是90多亩苹果树所需。而数据显示，栖霞市的苹果种植面积超过60万亩。这意味着，如果全部使用药袋的话，栖霞市所需的药袋将至少超过100亿只。这种背景下，“查处药物果袋200多万只”式的监管，究竟是在当真用心监管，还是仅仅为了“做做样子”、敷衍媒体舆论，无疑非常值得怀疑。
最后，回到“药袋”所涉嫌的两种农药———“退菌特和福美胂”，同样也给人迷雾重重之感。据悉，2011年年底，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曾表示：“鉴于福美胂等化学结构中含胂的产品存在安全风险，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此类产品的登记”。可既然如此，为什么“目前尚无农业部正式的通知或公告”？另一方面，如果尚未正式“撤销登记”，那也就意味着福美胂仍是法律允许存在农药，既如此，又怎么可能“没有明确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难以检测”。一面既不及时撤销、彻底禁止，一面又不能明确检测标准方法，农药管理岂能如此自相矛盾？！农业部官员日前对记者表示，“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总体较高，水果高达98%以上”(《人民日报》6月11日)，面对眼下难以检测的“药袋苹果”，这种高调乐观的感叹，人们能相信、敢相信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