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很多商家和企业家都尽可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信用资源来建设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信用的努力相对比较缺乏，所以信用资源消耗得比较多，导致信用资源供给短缺。对他来讲，实际上他也没有投入，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说了一句话，或者微博上发表了一下，得到了大家最基础的信任。但是仅仅这样说一句话实际上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些相关的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资源的投入。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推进诚信档案、为失信食品企业建“黑名单”等措施打造“守信得益、失信受制”的信用环境。这些促进诚信的外部约束在真正促进食品安全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毛寿龙：可以发挥作用，尤其是当企业本身有诚信机制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经常是今天做个企业，明天换个企业，那这种监管实际上没多大用处，所以还需要看各方面的合作机制。
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该做三点：一是有针对性的打击一些食品的案子，要有行政的、司法的，还有各种各样包括舆论的打击办法，就事论事的来做，不要把它轻而易举的上升到一个宏观的高度。
第二，宏观层面要完善一些相关的制度，要各个方面都有机会来投入。
三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信用，这需要靠公民、企业家，以及各方面的参与者来发挥，政府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如果不给他们提供空间，行政资源有时候投入得越多，有可能会损害其他资源发挥作用。
农业部表示将“下大力气”在基层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检测体系。这能否解决一些地区食品安全源头失控的局面？
毛寿龙：可能在宏观上会起到一些作用，尤其是在农药广泛使用的背景下。过去农业基本上重视的是数量问题，就是把农产品的产量提高，所以用了大量的农药，有时还污染了土地，可能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那么，在这个领域加强监管的做法应该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农业部行政资源可能会投入很多，但是其他的比如司法资源，公民社会的资源和个人信用的资源，尤其是商业化配送体系的投入，这方面的资源如果有更好的投入，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