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写的《中国农业收益与生产成本变动结构的分析》。文章以精确的统计数字分析了1998年—2009年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一是粮食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三种粮食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30.6%下降到2009年的24.26%，大豆由37.01%下降为22.1%；二是在各类农产品(6.82，0.00，0.00%)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均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项研究成果有力地澄清和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引起通货膨胀，于是采取抑制价格政策从而进一步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徘徊的恶性循环局面。
第三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国强研究员写的《入世十年中国农业对外政策：经验、挑战与战略选择》。文章提出了为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在WTO框架下，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实行农业“走出去”战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发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新思路。另外，中国农科院农经所李先德、钟钰写的《世界粮食市场》对世界粮食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479万吨，分别增长81.2%和28.8%，两项合计604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三大安全。粮食产业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我们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和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未来的粮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食物结构的变化(直接消费的口粮下降，转化为动物性食品的饲料粮上升)，对粮食的需求量将会继续增加。如人口达到15亿—16亿最高峰值，粮食供给则应达到6亿吨—6.4亿吨。与2011年的5.7亿吨相比，差额为0.3亿吨—0.7亿吨。这就需要采取扶持粮食生产增加供给的特殊政策，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高种粮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国家大幅增加补贴数额，使种粮农民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在新形势下为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是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